特約撰稿? 傅適野 / 編輯?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頭圖：2012年3月11日，一個11歲的女孩回到大川小學拜祭遇難的同學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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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浪下的小學》
作者: [英]理查德·勞埃德·帕里
出版社: 文匯出版社
譯者: 尹楠
出版時間：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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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京出發(fā)，搭乘新干線一路向北，不到兩小時，便可到達仙臺市。仙臺市是日本宮城縣首府，也是東北地區(qū)最大的城市。與繁華的、燈紅酒綠的現代化大都會東京不同，仙臺市及其所在的東北地區(qū)，似乎代表著現代的反面。那里地域廣闊，但人口稀少，有著令人費解的地方方言和古老而怪異的民間傳說。即便新干線、無線網絡及其他21世紀的便利設施也覆蓋了東北地區(qū)，移動網絡信號在偏遠山區(qū)和沿海地區(qū)仍十分微弱。這讓東北地區(qū)顯得像高度發(fā)達的現代日本的一塊飛地。
也正是這一片怪異孤絕的區(qū)域，在2011年3月11日以鋪天蓋地之勢席卷日本各大媒體、吸引著日本民眾甚至世界各地人民的目光。這天，日本東北地區(qū)太平洋近海發(fā)生地震，震級達到9.0，震源深度約為24.4千米，是有記錄以來日本發(fā)生的規(guī)模最大的地震。此次地震也引發(fā)了日本有史以來最強烈的海嘯，在東北地區(qū)許多海岸測得海嘯高度在10米以上，海嘯溯海岸而上達到最高40.1米的位置。距離震中最近的福島、巖手、宮城三縣的沿海地區(qū)遭到巨大海嘯的襲擊，僅宮城一縣的死亡及失蹤人數便接近11000人。
2011年3月11日，日本宮城縣，海嘯席卷居民區(qū)
大槌、大船渡、陸前高田和氣仙沼，伴隨著這些地名的頻繁出現，這片在地圖上基本未被標記任何地名的區(qū)域逐漸被人熟知。這片區(qū)域名叫三陸海岸，有著三個與眾不同的地理特征。一個是擁有東北地區(qū)最大的河流，它從山林中一路向南流向兩處不同的河口，一處在石卷市，另一處位于人口稀少的追波灣。第二是有尖突的溺灣，形態(tài)上類似峽灣。上千年來，不斷上漲的海水淹沒河谷，將之分割，從而形成這種地形。第三個則是深藏于大洋下的地殼，那是兩個巨大板塊太平洋與北美板塊的交界面，正是這兩大板塊的劇烈摩擦催生了地震和海嘯。
這些與眾不同的地理特征讓這里成為海嘯中受災最嚴重的區(qū)域。其中，石卷市受災最為嚴重，這座城市的市中心大部分都被洪水淹沒，此次海嘯中1/5的罹難人員來自這個人口只有16萬的小城。石卷市內部被分割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其中1/4是漁港，在海嘯中被徹底摧毀，另外3/4則滿是陡峭山林、廣闊的農業(yè)平原以及點綴在河口的一個個小漁村。大川小學就坐落在其中一個漁村對面，靠近追波灣那參差不齊的海岸附近。
在“3·11”大地震中，大川小學的87位學生和11位教職工僅五人幸存。
在此次地震中，沒有一所學校因地質倒塌或者遭受到嚴重的實質性破壞。在九所完全被海嘯淹沒的學校中，只有一所位于三陸海岸。一名13歲的學生在跟隨班級撤往高地時不幸淹死，此外其他八所學校的學生都平安撤離到安全地區(qū)。全日本有75個孩子在有老師照顧的情況下不幸遇難，其中74個來自大川小學。
為什么偏偏是大川小學？
這個問題縈繞在大川小學遇難孩子的家長心頭，也縈繞在英國記者理查德·勞埃德·帕里心頭。帕里是《泰晤士報》亞洲主編兼東京分社社長?！?·11”大地震發(fā)生時，他正在東京，已經在日本生活了16年。帕里長期關注日本社會議題，也撰寫過大量相關文章和著作。大地震及海嘯發(fā)生后，他走訪了很多幸存者，也聽說了很多關于海嘯的故事，其中大川小學的悲劇，讓他難以忘懷，也讓他迷惑不解。為何在日本最安全的、擁有最堅固的教學樓的校園，卻發(fā)生了如此悲??？帕里用了六年時間對大川小學事件追蹤調查，其間他多次前往石卷市，也和不幸遇難的孩子的家庭保持密切聯系，最終寫成《巨浪下的小學》一書。
隨著走訪的深入，帕里逐漸意識到，日本秩序井然的表現背后，隱藏著由地理環(huán)境、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習俗帶來的深刻危機。海嘯并非問題所在，日本本身就是問題，而發(fā)生在大川小學的悲劇，則是這些問題和矛盾的集中爆發(fā)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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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魂野鬼
平塚直美的女兒小晴是74個遇難兒童中的一位。地震發(fā)生時，直美正在位于橫川家中的臥室哄兩歲半的小女兒小瑛睡覺。橫川并沒有受災，高高的堤防和河灣擋住了巨浪，以至于待在家中的直美并不知道發(fā)生了海嘯。由于網絡癱瘓，直美發(fā)給丈夫的信息沒有送達；由于斷電，直美無法收看電視，就連村里用來廣播緊急消息的揚聲器也悄然無聲。在地震發(fā)生后，直美仿佛與世隔絕。雖然相信小晴所在的大川小學能應付這樣的地震，直美還是想去學校接女兒回來。直美的公公阻止了她——地震發(fā)生后公公在村子里走了一圈，查看了河堤和河壩的情況。當他走在一條被海水沖洗過的公路上時，新的巨浪迅速涌來，把他往河里拽。
兩天后的周日早上，直美從公公口中得知小晴的死訊。她沒有表現出過度的悲傷，或者說，她被要求不要表現出悲傷?！拔覀儾坏貌唤邮墁F實。你要放棄希望?，F在的重點是照顧活著的孩子?！敝泵赖墓@樣對她說。直美的婆婆在一旁默默流淚，也被自己的丈夫喝止。
和直美一樣，丈夫真一郎也在石卷市一所高中教書。他所在的學校已成避難所，收留了上千因海嘯而無家可歸的人。真一郎回家后，直美得以出門看看，她和丈夫一起開車尋找女兒小晴的尸體。但第二天丈夫就和家人告別，回到市里的學校幫忙照顧避難者。直美沒有質疑這一決定。她希望丈夫是一個盡職盡責的公務員，不因自己的私事而耽誤公職。類似地，她也希望自己是一個稱職的母親，即便經歷喪女之痛，也應該照常洗衣做飯打掃衛(wèi)生照顧家人，聽從公公的囑咐，“照顧活著的孩子”。
但與此同時，直美一直沒有放棄尋找小晴的尸體。一有機會，直美就會回學校，或者在學校周圍徘徊。每天都有遺體從瓦礫堆中被挖掘出來給了直美信心，總有一天會找到女兒的，直美心想。到了6月，從日本各地增援而來的自衛(wèi)隊士兵陸續(xù)撤離，推土機從10臺變成一臺，參與搜索的人數從幾百人變成幾個人。6月底，直美在仙臺附近的一家培訓中心參與了為期一周的培訓課，成了日本少數幾位擁有操作挖掘設備許可的女性之一。拿到許可證后，她立即借了一臺挖掘機，開始淤泥中的篩尋工作。
2011年3月23日，海嘯過后的大川小學
無果的搜尋讓直美和警察部陷入無望，也讓他們轉而求助于“迷信”。有一天警察部的指揮官提議，讓直美求助于靈媒或者巫師，詢問可能的搜尋方向。經朋友介紹，直美找到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男人。他是一個靈媒，據說能看到死去的人，也能聽到死者發(fā)出的聲音。在和靈媒接觸的過程中，直美意識到，自己并不孤單，大川的很多媽媽都求助于靈媒，她們借助靈媒尋找自己孩子留下的種種蹤跡，也借助靈媒和故去的孩子對話。
這種情況在“3·11”后并不罕見。大規(guī)模的突然死亡產生了很多“孤魂野鬼”，也讓生者遭遇了很多“超自然現象”。在家、在辦公室、在公共場所又或是海灘和被摧毀的村鎮(zhèn)遇到幽靈，是“3·11”后再正常不過的現象。有的人會做噩夢，也有的人會被亡靈附身和控制。各種和亡靈有關的故事在受災地區(qū)廣為流傳?；浇痰哪翈煛⑸竦澜袒蛘叻鸾痰纳畟H都忙于安慰愁苦的亡靈。一位寺廟的住持認為災后發(fā)生這種情況再自然不過?！昂[突如其來，他們就這么消失了。死者毫無準備，活著的人也沒機會說再見。失去親人的人和死去的人——他們之間有著強烈的依戀。死者眷戀生者，生者懷戀死者，自然會出現鬼魂。”
在日本傳統(tǒng)中，當人們懷著憤怒或痛苦死于非命時，極有可能變成餓鬼，游蕩人間，散布詛咒和怨念。此時人們便要舉行儀式來安撫鬼魂。但這場海嘯卻沖走了家庭祭壇、牌位和全家福。舉行祭拜儀式也變得十分困難。祖先崇拜的傳統(tǒng)被突如其來的災難中斷，生者和死者之間的契約無人兌現，孤魂野鬼成群結隊地游蕩。
鬼魂的大量“出現”似乎符合人們對東北地區(qū)的想象。在《巨浪下的小學》中，帕里寫道：“在古代，東北地區(qū)是臭名昭著的苦寒之地，充滿蠻族和妖怪。即便在今天，它也是一片遙遠的邊緣地帶。對城市人而言，它就是傳統(tǒng)鄉(xiāng)村的象征，只是一種民間記憶?！痹缭?0世紀初，日本民俗學家柳田國男便將出生于巖手縣遠野市的佐佐木喜善口述的民間傳說整理成《遠野物語》一書，其中涉及天狗、河童、座敷童子、山男、神隱以及死者相關的傳說。對于認為妖怪故事的傳承與民眾心理和信仰有密切關聯的柳田國男來說，他編撰和整理《遠野物語》的目的在于，重新激發(fā)生活在東京和大阪這種大城市的居民心中對自然的敬畏之情。柳田國男擔心，在都市生活的噪音、霧霾以及寬慰人心的消遣中，未知世界的神秘和大自然的神奇將逐漸被人們遺忘。
如果說一百年前的民間傳說和鬼怪故事處理的是快速的現代化帶來的眩暈感和迷失，是日益發(fā)達的、令人眼花繚亂的都市生活和棲居自然的幽靈鬼怪之間的關系，是現代和前現代的關系，那么一百年后，當“3·11”地震和海嘯席卷東北部后，漂浮和游蕩在海岸線上的亡靈和孤魂野鬼要處理和解決的則是高度現代化的日本面臨的脆弱性和不確定性。在愛丁堡大學歷史系的學者克里斯托弗·哈丁看來，一百年間，日本超自然力量的含義發(fā)生了變化：“從生者安撫死者的亡靈，到死者重新被召喚來撫慰生者的靈魂，將他們從現代生活的不確定性中拯救出來，召喚他們回到一種更加老舊、更加自然和更加充實的在此世存活方式?！?/p>
那么，這種脆弱性和不確定性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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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之城
在伊塔洛·卡爾維諾著名的《看不見的城市》里，有一個名叫奧塔維亞的蛛網之城。
“在兩座陡峭的高山之間有一座懸崖，城市就懸在半空中，用繩索、鐵鏈和吊橋與兩邊的山體相連。你在狹小的木板上走動，戰(zhàn)戰(zhàn)兢兢惟恐腳步踩空，要么你也可以抓緊大麻繩編織的網橋……雖然懸在深淵之上，奧塔維亞居民的生活并不比其他城市的更令人不安，他們知道自己的網只能支撐這么多。”
內生于城市的脆弱性成了一種新的常態(tài)，這用來形容日本再合適不過。從地質構造角度看，日本位于兩個“三聯點”上。所謂“三聯點”即地球上三個構造板塊相互碰撞和摩擦的交接點。這種構造決定了日本應接不暇的自然災害——火山、臺風、洪水、山體滑坡、地震和海嘯。這種嚴酷的自然環(huán)境讓日本人將生命的脆弱性和不確定性視作理所當然。
當帕里第一次踏上日本這片土地時，他驚訝于人們以一種興高采烈的語氣談論東京這座“不會在原地存在太久”的城市，人們談論地震就像談論“一場急劇的陣雨或不合時宜的降雪”。這座光鮮亮麗、令人眼花繚亂的城市同時脆弱得如同一張薄紙，這讓帕里興奮得難以自持，“感覺這座城市真的在顫動，而且隨時可能倒塌。”
同為記者的彼得·波帕姆在1985年出版的《東京：世界盡頭的城市》一書中寫道：“東京人的生活基調和活力，源于對危險的敏銳意識，絕不是對危險的遲鈍反應。他們滿足于在一臺機器上充當一顆齒輪，而且那是這個世界上正常運轉的機器中最為精密的一臺，而認識到這臺機器正懸在深淵之上，又讓這一滿足感呈現出一種近乎色情的扭曲。”
正是彼得·波帕姆觀察到的日本人“對于危險的敏銳意識”，讓日本建立和發(fā)展出一套應對自然災害的完善機制——從預測到預防到救災，環(huán)環(huán)相扣。事實上，在堅固建筑的保護下，直接由地震引發(fā)的破壞和人員傷亡十分輕微。在“3·11”那場大地震后，人們對地震的焦慮不增反減。即便是在距離震中最大的大城市仙臺，由地震導致的破壞都十分輕微。也就是說，在一場由地震引發(fā)的災難中，只有很小部分受害者是直接死于地震的。其中超過99%的受害者，都是在伴隨地震而來的海嘯中被淹死的。在地震發(fā)生時，開闊的地方——比如一片整潔的海灘——是安全的。但當海嘯來襲時，出現在這種地方只有死路一條。因此在災難發(fā)生后，日本民眾對于安全感的整體感知并沒有改變，只不過是從地震直接帶來的威脅轉化成溺水身亡帶來的傷害。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民眾對于脆弱性的感知，鮮少來源于日本這個國家建立于其上的脆弱地基，也不是自然災害及其可能帶來的風險和死亡。脆弱更多的是一種關乎本體存在的生存狀況，一種結構性和制度性的脆弱性（precarity）。
脆弱性（precarity）一詞最早在1970年代歐洲的工人運動中被使用，代表一種“在雇傭者眼中充滿不確定性的、難以預測的以及充滿風險的雇傭關系”。按照這一定義，世界范圍內的工人們其實一直被這種脆弱性包圍，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脆弱性對工人而言并非例外，而是常態(tài)。如今它時常指代一種更加靈活、隨機和不規(guī)律的工作狀況，并且逐漸從雇傭關系蔓延到日常生活，蔓延到個體的生活方式以及身份認同。
盡管脆弱性已成為一種席卷全球的狀況，一種資本主義晚期的普遍寓言。但對剛剛經歷過地震和海嘯的日本，這種內生的脆弱性以一種更加暴力、直接的方式體現出來。在《脆弱的日本》一書中，人類學家安妮·艾莉森認為戰(zhàn)后日本經歷的一系列社會經濟關系方面的劇烈變化都加劇了日本的脆弱性。
1970年代到1980年代間，日本曾經在經濟高速增長和對于男性雇員的高水平工作保障之間達到過短暫的平衡。在終身雇傭制的庇佑下，男性員工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保障。日本一度被認為是一個“超穩(wěn)定社會”：低犯罪率，沒有戰(zhàn)爭或者軍事干預，能夠提供持久穩(wěn)定的工作、婚姻以及社會關系。1990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裂，經濟出現大倒退，進入平成大蕭條時期。孤獨死、零工經濟、無緣社會逐漸成為日本的代名詞。越來越多人喪失了穩(wěn)定的工作，喪失了公司的庇佑，也喪失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結。
2011年3月11日的地震海嘯以及隨之而來的福島核電站泄漏事件可被視為一個轉折點，它將脆弱性敘事推至高潮。這種敘事混合了天災和人禍、自然環(huán)境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制度造就的不安全感，重新塑造著人們對于脆弱和風險的感知。后“3·11”時代的日本，雇傭關系的風險、脆弱性和不安全感夾帶著對于不知何時就席卷而來的自然災害的恐懼，迅速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構成一種更加普遍的脆弱狀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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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冷感
也恰恰是這種脆弱的雙重性，給了政府和官員一個推卸責任的正當理由。
在事故發(fā)生后不到一個月，大川小學就復課了。那一年冬天，大川小學校長柏葉幸向家長提交了一封署名道歉聲明，表示是自己的粗心大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狀況。兩個月后，柏葉幸提前退休。海嘯發(fā)生23個月后，石卷市政府宣布成立大川小學事件核查委員會。這個由10位知名人士——包括律師、大學社會學、心理學與行為學教授——組成的委員會用一年時間審查各種文件，進行采訪調查，于2014年2月發(fā)表了一份長達200頁的調查報告。最后的結論是：老師和學生的死亡，既是由于操場疏散工作的延誤，也是因為他們最終沒有逃離海嘯，而是朝著海嘯的方向走去。
報告還表示，學校、教育委員會和市政府對這樣的自然災害準備還不夠充分。然而，報告也寫道：“大川小學并不是唯一一個出現這些情況的學校。這樣的事故在任何學校都可能發(fā)生。”如此一來，報告將注意力從人和制度的疏忽轉向自然的不可抗力和不確定性。正是自然的脆弱帶來的不確定性，讓個體得以免責。正如帕里在書中所言，“這似乎是一個強有力而又令人不安的結論，是對整個國家的警告。但它的實際作用是淡化任何針對個人的指責或應承擔的責任。”
這種敘事也確實奏效。帕里觀察到，在災難發(fā)生后，幸存者迅速組織起來，開始自救。這一方面是出于求生本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們對官方救援不抱任何希望。災難發(fā)生后，政府在哪里？在2011年的日本，這是一個鮮少被提及的問題。脆弱性的天平已經失衡，從制度性的和人為因素的一端徹底傾向自然的和天災的一端。
2019年11月5日，日本和歌山縣，世界海嘯日，當地居民和兒童參加海嘯預警疏散演習
正是這種傾斜讓日本人面對災難時隱忍克制，不問責政府，不批評當局，甚至沒有憤怒。這種個體層面的堅忍克制雖然在災后重建過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災民們相互扶持、相互幫助，自力更生——卻也造成了日本人的政治冷感。在帕里看來，它“閹割了政治，讓日本人覺得個人權力無用，對國家的困境也不用承擔個人責任”。
在日本學者堀田江理看來，大川小學的悲劇背后除了縈繞著那些被突如其來的災難奪去生命的幽靈外，還存在著一個特殊的歷史性的幽靈——一個強有力的、國家至上的意識形態(tài)幽靈。而這一意識形態(tài)在19世紀日本的現代化進程中被證明是強有力的。在這一意識形態(tài)的統(tǒng)攝下，民眾是國家的仆人，那些對官方說法挑三揀四的人，稍微好一點會被認為是好事者，壞則被認為是應該驅逐的自私自利的麻煩制造者。
這一天平極度失衡的后果，就是民眾似乎也將制度性的脆弱性自然化了。政治制度的缺陷和由體制造成的惡果變得和突如其來的地震海嘯一樣，不可預知，也無法挽回。日本人對待國家和政治的態(tài)度與他們對待地震、海嘯這種自然災害的態(tài)度并無二致，充滿著一種無能為力的順從感。正如帕里在書中所言：“日本的政治本身就像一場自然災害，而日本人就是無助的受害者，它就是超出普通人影響力的普遍不幸，人只能無助地接受和容忍?！?/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