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培理
美國著名漢學家，1919年生。就讀于哥倫比亞大學,1953年獲博士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兼東亞系主任、副校長。2017年7月14日逝世。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主張世界大同的儒者。
7月14日，國際著名漢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榮休教授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先生在紐約寓所安靜睡去，享年97歲。
狄培理被譽為繼費正清之后美國漢學界的領軍人物之一，也是西方學術界“新儒家”的開創(chuàng)性人物。在近七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他在北美推展對宋明理學的研究，編寫學術、通識著作三十余冊，其中包括《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儒家的困境》《亞洲價值與人權》《中國的自由傳統(tǒng)》等已翻譯成中文的著作。
他先后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任、副校長，美國亞洲學會主席等職，畢生致力于推動海外中國研究，一生收獲諸多高規(guī)格的榮譽、勛章。
2016年9月，狄培理被授予全球獎金額最高的學術獎“唐獎”漢學獎，以表彰其為儒家思想的研究所作的貢獻。
漢學知音
狄培理生于1919年，在靠近紐約的新澤西州長大。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本科期間，他對東亞文化發(fā)生興趣，并選修了中文。
二戰(zhàn)爆發(fā)后，他應征入伍，在美國海軍受命學習日文，效力于情報部門。戰(zhàn)爭期間，他隨美軍部隊踏上沖繩、日本等地。這趟遠東經歷讓他再次燃起對儒家學說和東亞文明的興趣。在妻子范妮的鼓勵下，脫下軍裝后，他回母校繼續(xù)攻讀博士學位。
1948年，受富布賴特基金會的資助，29歲的狄培理到燕京大學學習交流一年。
在未名湖畔，這位大高個兒的美國青年結識了錢穆先生，并閱讀了他的諸多論著。他對錢穆保持著高度敬意，視其為一生的師長、是引導他研究中國思想“為時最早而且影響最深的一位”。
對這位有志于東亞研究的美國青年，錢穆為他取了一個頗具宋明理學意味的中文名字——“狄培理”。后因出版翻譯中的疏漏，他此后三十年間以“狄百瑞”之名為中文世界所知。直到2016年他榮獲“唐獎”，九旬高齡的老學者委托委員會昭告天下，正式把“狄百瑞”更正為“狄培理”。
1949年，狄培理離開中國大陸。在香港、日本短暫學習后，他回哥倫比亞大學任教，開始一系列對儒家思想史、尤其是宋明理學的研究和探索。
在北平，他親眼見到懷抱救國理想的中國知識精英對傳統(tǒng)文化的全盤否定；1949年后中國人對傳統(tǒng)的廢棄和隔膜，更讓他感受到“花果飄零”之痛。
狄培理認為，孔子和儒家學說在近代被“污名化”和妖魔化了，歷史地看，要儒學對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落后和黑暗負責是不公平的。
他以纏足為例，纏足“經常被當作顯示儒學殘忍﹑扭曲﹑男權至上的罪惡標志”，但從起源上來講，這種現象出現在儒學陷入低潮的唐代。從觀念的聯系上來說，“裹足與佛教或者儒學的關聯程度，并不大于西方鯨魚束身內衣或者細高跟與基督教的關聯?！?/p>
在1988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次演講中，狄培理不無諷刺地提到：幾十年禁談任何有關孔子的議題，文革期間“四人幫”組織“批林批孔”時，不得不先讓孔子復活。
“從此以后，孔子‘陰魂不散’，就像希區(qū)柯克的電影《怪尸案》里的哈里一樣，孔子拒絕被埋葬?！?/p>
儒家的困境
自由傳統(tǒng)與儒家困境
1982年，狄培理受香港中文大學“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之邀，以“人之更新與道統(tǒng)”、“朱熹與自由教育”、“新儒學思想中的個人主義”、“明代理學與黃宗羲的自由思想”等專題作了一系列有關儒家自由傳統(tǒng)的學術演講。
這后來整理出版為《中國的自由傳統(tǒng)》一書，成為狄培理在國際漢學界中影響最廣、引發(fā)最多爭議的著作。
在該書里，狄培理以宋明理學的傳統(tǒng)為脈絡，描繪、討論中國儒家思想中的自由主義特質，論及新儒學“學以為己”的個人自發(fā)色彩，強調自得、相互激勵等價值的教育思想，以及明代知識分子自任于天下的責任感。他認為黃宗羲正代表了這種自由主義特質的新綜合。最后，對這種自由思想在當代中國所遭遇的困境進行討論。
在西方學者看來，狄培理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發(fā)掘“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嘗試，是一種一廂情愿的“神話”。而中國本土學者也批評他“過于理想化和浪漫化”。
批評者認為：狄培理基本上是以宋代儒者如朱熹、程頤等人的思想世界與歷史世界來探求中國的自由傳統(tǒng)。而宋代之所以有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氣象，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原因——宋太祖建國之初在太廟寢殿留下“不殺大臣和言官”的祖?zhèn)骷曳āＴ谥袊鴥汕Ф嗄甑牡蹏飞希@只是一個例外。以這樣一個特殊歷史時期士大夫的精神氣象和政治行為，來抽繹古代中國的自由傳統(tǒng)，顯然偏離整體的歷史事實。
而被狄培理推崇備至的“自由主義思想集大成者”黃宗羲，另一著名漢學家列文森則在其著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他認為黃宗羲只是一個儒家的改良主義者，他所做的僅能夠告訴一個中國的皇帝應做什么,以及一個中華帝國應成為什么樣。除了為堅守這種道德理想作辯護外,黃宗羲和他的士人前輩們并不能做比這更多的事情。
似乎是為了回應來自中西方的兩面夾擊，1991年狄培理撰寫成《儒家的困境》，對自己過往的觀點和認識進行了一次反思和修正。
在該書里，他把中國儒家傳統(tǒng)中的“君子”和西方圣經文化里的“先知”進行類比，認為他們的共通之處在于對皇權的不義進行譴責和矯枉。宗教里先知的力量源于替百姓和上天代言的社會角色。但是，儒家的君子卻沒有有效地得到百姓的托付，也沒有從上天那里獲得宗教性的支撐，而是一直陷入黎民蒼生和專制皇權的裂縫之中，這成了歷史上儒家“最大的困境”。
中國歷代王朝雖然都在口頭上尊崇儒家思想，但真正的統(tǒng)治手段都是法家的。幾千年來，儒家一直依附于君主，沒有產生類似于西方的政黨組織，所以他們始終被統(tǒng)治者所利用，成了“柔弱（儒）之士”
關于“先知“和“君子”的跨文化比較，狄培理早在《新儒家正統(tǒng)與心性之學》中就采用過。他認為，盡管儒家傳統(tǒng)很少談及這種“超自然”的東西，但天命觀本身表現出難以捉摸的、奇妙的性質：諸如，君子將“道”視為可以由個人直接察知的超越性價值；君子可以代天立言；君子自膺大任的使命感等等。
狄培理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
他在哥大的辦公室對面，是美麗的圣保羅教堂。幾十年來，他每天要去教堂望彌撒，從不間斷。如果早上因為有事不能去，中午他就會到教堂里做靈修、禱告。據他的好友透露：他有一個自己寫的禱告詞，上面有大概10個人名，是他那一天向上帝代禱的親人或朋友。
熟悉他的人評價說：他身上有著一種謙卑、順服的品格。無論是對工作、對教會，對朋友家人，還是對他畢生效力的哥大，他都忠于職守，兢兢業(yè)業(yè)。哥大的同事們常拿這位老校長開玩笑，說他每天起床照著鏡子刮胡子時，就在那里想：今天我能替哥倫比亞大學做什么？
這位上帝的信徒、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并不認為儒學是反基督教的。在兩者之間，他尋找了到了共通的東西——在與現實世界的矛盾中，傳播那些令人信服的超越性價值。
在他看來，儒學雖不是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種宗教，卻履行了馬克斯·韋伯所謂的宗教應有的批判功能。在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皇權的批評者都是儒家，而非佛教徒和道家。
他用飽含情感的語調寫道：“真正有良知的儒者，滿懷孔子那種執(zhí)著的使命感，即使面對極端的苦難，他們也拒絕放棄或者讓步。”
中國的自由傳統(tǒng)
成為使者的橋梁
除個人學術成就外，狄培理最卓越的貢獻是倡導、推動海外的中國研究。
在先后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任、副校長期間，他推動了著名的“核心課程”建設，如翻譯、推介包括儒家學說在內的中國和東亞文化。
其中，由他主持編纂的《中國傳統(tǒng)資料選編》，連續(xù)30年位居美國非虛構類高校暢銷書前四，至今仍是美國大學通識教育和東亞研究的必讀書目。他也成為理雅各之后最重要的中國典籍翻譯家。
狄培理認為儒家經典適合所有的文明，應該成為全球教育的一部分，這包括《論語》《孟子》《荀子》，還要加上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和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
對于哥大“核心課程”所帶來的學術和社會影響，一向謙卑的狄培理也相當自豪，公開批評哈佛大學所設的通識教育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
作為“核心課程”的設計者，他將啟發(fā)自宋代理學的教育理念貫徹到整個課程設計中。
2016年在臺北舉行的唐獎頒獎典禮上，哥大亞洲與中東研究中心主任鄭義靜教授把狄培理領導、推動亞洲與中東委員會編輯“核心課程”經典的舉動，比作朱熹編輯、注解《四書》以推動社會改革、文化復興的運動。
“它們同樣以經典為媒介，令學生與之對話，甚至在朱熹的白鹿洞書院中，也曾討論過士人應當開放心胸、尊重多元、解讀不同環(huán)境下的人的思想來源?！?/p>
從錢穆先生那里，狄培理繼承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溫情與敬意。
但他坦言自己與所敬重的錢先生的區(qū)別在于：后者努力在中西之間尋求差異，而他則致力于發(fā)掘中西文化之間具有的共性價值?！吨袊淖杂蓚鹘y(tǒng)》一書就代表了這種努力的嘗試。
狄培理并不認同近幾十年來興盛于國際學術界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以及他的哥大同事、學者薩義德風靡一時的“東方主義”——他認為這些時髦的理論“歪曲”了西方對中國、對儒家的回應，“看待每一件事都應該觀照它的歷史背景，這一點至關重要，且要明了不同傳統(tǒng)之間可以相互學到什么?！?/p>
“在今天的世界，沒有哪一個民族可以僅僅依賴自己的傳統(tǒng)，就像先前的儒家一樣。”而學習的本質是在不同事物間尋求共同點，要知道哪些是普遍性，以便在此基礎上對特殊性進行討論，“不能只是談論‘多樣性’（diversity），那是不會有所獲的?！?/p>
這也是狄培理暮年之際仍孜孜不倦推動“核心課程”和人文教育的初衷。
2013年，94歲高齡的狄培理出版他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文明的對話：世界社區(qū)的教育》。在書中，他試圖在伊斯蘭、印度、中國、日本和西方的經典之間建立聯系，回顧了歷史上那些偉大的學者導師，包括《論語》、《源氏物語》和《枕草子》在內的人文經典，強調分享對人類文明之意義，探討今天的我們如何能從中受益。
正如青年學者唐小兵評價說：狄氏“真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主張世界大同的儒者”。抑或，如《新約》福音書中耶穌留下的那句登山寶訓——“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無論是否認同他對儒學、中國歷史的觀點，沒有人能否認這是一份令人心生敬意的努力。
而一個心存善意與尊重的“局外人”的審視，對今日國人無疑是有分量的提醒——究竟該如何看待我們的傳統(tǒng)，如何看待中國與西方，以及傳統(tǒng)價值和現代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