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廳里響起說笑聲、嚷嚷聲，有人推拉著桌椅，地板上發(fā)出刺耳的聲音。坐在一角的孫隆基忽然住了口，眉心微微皺起。他看上去有些心煩意亂，向發(fā)出噪音的區(qū)域投去譴責的目光。
這位年逾七旬的華裔學者，依然無法做到和自己的母性文化社會“和解”。
孫隆基祖籍浙江，生于重慶，長于香港，在臺灣讀大學，赴美深造、定居。1980年代，為收集有關左翼運動的資料，他到剛剛開啟國門的大陸進修、生活。穿梭往來于四地，敏感于華人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東西，他完成了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在80年代，該書的地下印刷品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廣為流傳，和柏楊、李敖齊名。相比柏楊們夸張的漫畫式描寫，孫隆基從文化與人格、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出發(fā)，更嚴謹、也更為深刻地對華人社會文化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
在華人學術圈里，孫隆基是一個“非典型”存在。一位大陸青年學人把他歸為“非學院派”，“不過，有他的獨創(chuàng)性?！?/p>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光和大陸、臺灣、香港的學者不同，和美國的學者也不同。”孫隆基自我評價道。不論是心靈歸屬還是學術上，他都顯得有些突兀，是一個異類，永遠帶著他者的目光審視著自己所處的“母體”——精神上，他說自己是一個“弒母者”。
“你有沒有覺得魯迅是一個很奇特的人？”隔著餐桌，他突然和我提到上世紀那位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另一個格格不入的“異鄉(xiāng)人”?！拔夜烙嫷浆F(xiàn)在，很多人都還沒讀懂我寫的關于他的文章?！?/p>
2015年年底，這位漂泊的“異鄉(xiāng)人”回到大陸，帶著他的新作《新世界史》。在照例帶著孫氏“特異性”的第一卷中，他試圖打破過往以西方為中心的書寫方法，以一種頗具爭議的“新史學思維”來重構世界通史。
新世界史
一說到自己的新書，不善言辭的孫隆基流露出一股直剌剌的、不掩飾的自信。
“現(xiàn)在的全球史寫法全是一家之言的寫法。我還是按教科書的寫法，但角度和內(nèi)容都有更新，恐怕還沒有人這么提過?！?/p>
所謂“四大文明古國”，是一種執(zhí)念
人物周刊：論到中華文明起源的觀點，可以說你是支持“漫天繁星”式的多中心之說么？
孫隆基：不，應該說我的“中心”是游移不定的，主要是看什么時候誰“做莊”。我雖批判西方中心論，但它在最近500年確實崛起，也不好說在這段時間內(nèi)大家都是一樣。就像大英帝國依靠海洋維持它的“日不落帝國”，沒有海洋就沒有它的帝國，海洋就是它的膠水。你總不能不承認人家的業(yè)績，問題是你不能從古到今就只有一種觀點，或者是從一個中心看問題。
以前大學里，教中國通史外就教西洋通史，1980年代以后，臺灣跟隨美國將后者改成“世界史”。因師資缺乏，結果教的還是西洋通史，這是“掛羊頭，賣狗肉”或濫竽充數(shù)。
我認為不同的時代應該有不同的中心。越到中國古代，越難確定中心在哪里。郭靜云偏重史前史，她以為最早發(fā)明農(nóng)耕就是文明的起源地。但是，以近東為例，發(fā)生農(nóng)牧革命的地帶并不是文明起源的場所，直到旱作農(nóng)業(yè)移植到大河流域，變成灌溉農(nóng)業(yè)，為“城居革命”奠基。這中間差了4000年。兩河流域的文明其實是二手農(nóng)牧，第一手是在環(huán)兩河流域的山側地帶。
雖然水稻并非旱作農(nóng)業(yè)，有別于近東，但上一例透露農(nóng)牧是文明的必要條件，并非是充足條件。
人物周刊：我們一直說“四大文明古國”。你對此提出批評，說這是以農(nóng)耕文明的尺度衡量世界史的一種執(zhí)念？
孫隆基：“四大文明古國”之說是農(nóng)耕文明中心論。問題是，文明就是城居，沒有城居，哪來文明呢？。
美洲那兩個文明區(qū)塊，中美洲與安第斯地區(qū)，你不能說那不是文明吧。問題是根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它沒有冶金術，沒有文字，也沒有輪子。但它有宏偉的城市，甚至出現(xiàn)世界中古時期的六大城市之一，遺址在如今墨西哥市附近。西半球還出現(xiàn)跨地域的帝國，像印加帝國。你能說它不是文明么？因為沒有文字，它被歸入史前；另外，它沒有冶金術，被歸入石器時代。如是觀之，“文明”的定義都成問題了。
人物周刊：這是不是就是你花了這么多篇幅、筆墨來闡述匈奴的原因？從文明的角度講，匈奴也是一個沒有文字也非城居的一個“化外”族群。
孫隆基：這是突破農(nóng)耕文明帶中心論的嘗試，在世界史中也給歐亞大草原帶保留充分的篇幅。
自從東漢初，北匈奴從中國邊境被趕跑之后。一般的世界歷史說過了400年，他們突然像一支空降部隊降臨歐洲。我認為這種說法很難令人滿意。所以，我考察歐亞大草原，審視每一個環(huán)節(jié)，視其草原的大小能容得下多少牧馬，還有看地形。
羅馬帝國是離歐亞大草原最遠的一個角落，為什么是繼中國后第二個跨掉的？古代末期有四大帝國：秦漢、貴霜、波斯、羅馬。中國垮掉是因為“五胡亂華”，而且匈奴當時在國境之內(nèi)，主要原因為晉朝的漢族武裝之內(nèi)耗?？墒悄阏f羅馬帝國脆弱么？東羅馬帝國可是一直撐到了1453年，直到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前夜。然后，在兩地之間的匈奴的蹤影何在?匈奴時代的結束在兩者間之中段，然后才落幕進入突厥時代。這些現(xiàn)象都要解釋。
這個解釋，我其實也沒有花了多少功夫。只是前人不懂得用已有的材料罷了，因為他們每個人研究一塊，不看其他地方。不能說沒花多少時間，是花了不少心思，把它們串起來，我多加了波斯和印度這兩個角度。
秘魯，印加文化遺址馬丘比丘古城
文化與人格
人物周刊：你曾研究過學者自身的精神世界對其學術思想的影響，例如著名中國史家列文森，他身為猶太教徒與現(xiàn)代科學之間的心理緊張，和他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理解之間的關系。
孫隆基：批評列文森把個人的認同危機投射到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這對他個人來說不完全公平。當時流行一種“顯學”，即美國的“后弗洛伊德學派”，或者叫“新弗洛伊德學派”，最有影響力的就是艾力克森。他寫的《少年路德》，從馬丁·路德的個人認同危機寫宗教改革，這種方式叫作心理傳記。不少人到哈佛聽了他的課，包括杜維明。他們用同一種框架去看，一個人格到了人生轉折，要定義自身是誰，必須化解成長危機中的心理矛盾，化解不掉的話，人格成長就“卡”在那里。杜維明寫《青年王陽明：行動中的儒家思想》，我找他原論文來看，發(fā)現(xiàn)他用了這么一套，但出書時刪掉了，因為洋味過重，中國學者難接受：這不是在談王陽明，而是在談弗洛伊德嘛！也有人用心理傳記研究周恩來和譚嗣同等人。我一品嘗，就知道都是同一個年份的酒。
我察知列文森也在套用那個框架。當時，美國的文化人類學受弗洛依德影響，形成“文化與人格”論，用“文化與人格”代替國民性。因為“國民性”這個名詞已經(jīng)被希特勒給搞臭掉了。那怎么談文化呢，從人格角度、從兒童成長和訓練方式看人格是如何形成的。我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就采用了弗洛伊德的這一套。這一派學者認為文化是人格的擴大版，人格是文化的具體而微。這完全是從個人主義角度定義文化。
人物周刊：那么回到你自身。生于內(nèi)地，長于香港，在美國求學、定居，又曾回大陸進修，如今任教于臺灣。這種穿梭于不同文化的經(jīng)歷和體驗，是你對文化敏感的觸因么？
孫隆基：像我這樣經(jīng)歷的人也很多，也是在香港長大，到美國名校留學過，在美國、日本都長期住過，也娶了老外，但一身的香港味道很重，從來沒有甩掉，人生初期階段的遺留過重，一看就是香港人，英語里有香港口音。這樣的人還不少。
“身體化”與“心理化”
人物周刊：大陸國門打開這么多年，現(xiàn)在有大量的年輕人到國外留學、生活。當外來“詞匯”越來越多時，中國社會文化的“文法”會有所改變么？
孫隆基：不能說一定不會，那就變成另外一種語言了。我們的語言都是合成的，中文也是合成的，有的語言根本就是絕滅了。詞匯不會改變文法，文法是最基本的。
人物周刊：難道不會是再一次外來文明沖擊么？
孫隆基：任何東西，都不可能說他一定不變。但現(xiàn)階段，中國人還是可以辨認得出的。在我以前批判最尖銳的時候，我曾經(jīng)講過：在一個公共場所，例如在候機室，如果看到一個人在摳鼻屎，一定是中國人，不是韓國人，也不是日本人。（笑）
人物周刊：幾年前我第一次到臺灣，作為習慣公共場所必有喧嘩的大陸人，臺灣給我留下的印象很好：地鐵里很安靜，給老弱病殘的座位一定是空著的。和你80年代寫書時比，香港、臺灣兩地的社會有變化么？
孫隆基：中國人有一些共同的東西。我不是說每個中國人身上都有這些不像樣的東西，這里還有城鄉(xiāng)等一些差別。例如，在美國、香港，如果有人要借過，通常他都會通知你一聲“承讓”。但在這里，人直接就撞過來。我這次在大陸乘機，就被扭到腳踝。因為對方背了一個很重的包。我還在放行李，他就直接沖過來，把你當個沒有知覺的物體撞開。我想，他大概是從內(nèi)地過來的，因為中國很大。
人物周刊：相比80年代，中國人的這種“身體化”的傾向難道沒有變化么？
孫隆基：“身體化”有很多定義，例如一個人不太控制自己身體的動作和排泄，把心理問題變成身體問題，例如說腰酸背痛，而不是去做精神分析；例如明明是憂郁癥，結果變成家庭和人事的糾紛。
但是，美國是過分心理化了，明明是婚姻問題，就去看心理治療師，或者兩個人一起去看治療，叫作marriage counseling。他把遇到的什么問題都變成個人問題，個人的疆界很清晰。
有個華人教授問我：美國人對世界十分無知，是不是他只關心美國，夜郎自大？我說，美國人往往連50個州都數(shù)不出，而外國留學生反而曉得，這個教授不停地問，認為一個人不屬于世界，就屬于國，不屬于國就屬于州，不屬于州就屬于本鄉(xiāng)。我告訴他：許多美國人感到私生活以外的一切都無關宏志。
這根本是兩個平行宇宙么？而這位教授認為，一個人一定要屬于某個團體，即使所屬范圍越來越小。
歷史學家的經(jīng)線
弒母和母親崇拜
人物周刊：放眼受儒家文化傳統(tǒng)影響的東亞國家，日本、韓國，以及新加坡，都是很現(xiàn)代化的經(jīng)濟強國了。不過有人認為，在這些國家，因為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觀念沒有得到充分的培育和主張，“現(xiàn)代性”是不徹底的。
孫隆基：任何東西都需要一個他者，才能定義自我。把“主體”放在一個真空管里，是沒有這回事的。我們怎么定義“個人主義”過分不過分呢？例如，我在《美國的弒母文化》一書里提出：在東方，不管是印度、伊朗，個人主義的發(fā)展都不可能到達“弒母”的程度。當然，那不是真正的“殺”，是象征意義上的。我為這本書收集了許多案例，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人讀一讀，對自身的母親崇拜或許有“消炎”作用。
中國人對母親的崇拜是天經(jīng)地義的。而對美國人，“弒母”是稀松平常，是男性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關口。否者，在你成年之后，女性永遠是一個比你更高大的形象，可能會造成你的性無能。對他們來說，性無能是很大的問題，有點像中國社會里的“反革命”罪。等于他個人的生命力被摧殘了，是“永恒的兒童”。
對中國人來講，當“永恒的兒童”是無所謂的，反正國家就是父母。這是改變不了的文化。以前香港選特首，有一位女官僚出來和董建華競選，結果董建華呼聲最高，因為他有“父親”的形象。有些深層次的東西不會改變。
人物周刊：你是說，在東方社會，像西方的法治、契約精神、個人權利這些都是可以移植進來，但文化深層次的那些東西還是不變的？
孫隆基：日本早就把西方這一套已經(jīng)移植進來了。他們戰(zhàn)敗后，麥克阿瑟給他們寫了一套憲法。西方的這一套民主、法治、自由，他們?nèi)校毡具€是很東方。例如在日本的大公司里，如果有職員對公司不滿、鬧情緒，公司會出錢讓他去看心理治療師。這個心理治療師一般是禪師。他會從你的母親講起，說你小時候，媽媽因為你的哭鬧晚上睡不安穩(wěn)，再講你的小學老師如何奉獻，就是讓你心理負債。然后輪到中學老師、大學老師，最后是你的公司老板，說你的老板如何操勞，一天才睡3個小時，你還整天在那里鬧情緒，干啥呢？那個人最后怎么治療好的，就是痛哭流涕，覺得自己不是人。
西方是如何的呢？我有個挪威朋友，一直沒有完成論文，她從父母開始怪罪起，講我的自我是怎么被他們壓碎的，然后是怪小學老師，怪中學老師，然后大學老師，最后怪她老公。在美國，這叫自我伸張性訓練(assertion training)。
日本那一套資本主義的心理治療，叫“內(nèi)觀”，很像所謂的“思想改造”。
人物周刊：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個體在“大我”里尋找存在的意義。
孫隆基：在西方，其實自我伸張的那一套還不是最高階段。最高階段是超越社會，并對它進行反諷。按皮亞杰的人的認知成長階段，先是小孩子想干啥就干啥，完全不顧及外部環(huán)境；然后逐漸被社會化，你變得從眾；最后是進行反諷，就是超出人群，回過頭來進行冷嘲——你們講的這一套東西，好像天經(jīng)地義的，但是，我要打一個問號。
人物周刊：難怪西方知識分子普遍有一種“冷嘲”的風氣。像伍迪·艾倫拍的電影，他會沒完沒了地反諷和自嘲，包括嘲笑自己，自己的猶太裔身份、宗教等等。
孫隆基：像伍迪·艾倫這種人有一種self-indulgence，就是自我放縱，又反過頭來挖苦自己的不成熟、作為賣點，批判力很強。中國也有批判力很強的知識分子，但他通常是和一個外在權威進行對抗，而且他心中所想的，還是“救國救民”。
因此，我會說，魯迅是一個很奇特的人，他有點像西方存在主義所謂的“異鄉(xiāng)人”。最后，他也被納入了“救國救民”的行列。但是，他的救國是很奇特的，就是舍棄烏合之眾，保護精英，目的也還是為了“救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