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刺客聶隱娘》的開篇部分，原本有這樣的一個段落： 洛州刺史元誼率部萬人投靠魏博節(jié)度使田緒，其后田家讓幼子季安與元家小姐政治聯姻。與田季安青梅竹馬的聶隱娘時年12歲，心生不滿，憤而當眾傷害元家小姐。白衣道姑就是原來的嘉信公主，與田季安母親嘉誠公主是雙胞胎姐妹，她帶走了隱娘。不久，田緒被人施以紙人妖術謀害。田季安15歲繼任，掌管魏博。
這個段落一共10場戲，交代了眾多前情和人物關系，為主人公接下來的恩怨走向作了重要的鋪墊，但是導演侯孝賢把它整個拿掉了。類似的刪除段落加在一起，一共19場。所以不要說戛納電影節(jié)的評委了，就連中國觀眾想看懂影片也很難。
《聶隱娘》在敘事上存在的缺陷顯而易見，一些更加專業(yè)的影迷還發(fā)現了片中在兵器使用上的失實硬傷。在目前的侯孝賢作品系列里，它顯然不會是綜合得分最高的那一部。但它依然是一部足可榮膺國際影壇最高藝術電影節(jié)最佳導演的好電影。
當碎片用各種信息載體侵蝕掉當下的生活之后，曾經的傳統(tǒng)手藝該怎樣對抗技術的吞噬？在時代光怪陸離的暴力洗牌之下，又該怎樣留住膠片敘事最后的那點體面？高頻無線信號幾乎占領了我們周遭的所有角落，數碼終端像一條無形的鞭子抽著每個人不停提速，我們有多久沒有好好停下來靜靜地看一看時間是怎樣一分一秒地把我們從那里帶到了這里？科技無所不在，人又去了哪里？心在何處安家？
侯孝賢用9000萬人民幣和許多同道中人的優(yōu)秀大腦， 拿生命中的8年時間復活了大唐的藩鎮(zhèn)，讓一個從學生時代就住在腦海里的女刺客去講述生而為人的孤獨，還有人性對抗時代綁架的掙扎。電影作為第七藝術，需要一個這樣的領軍人物帶領一個優(yōu)質的團隊，用行動去重申它精耕細作的手工屬性以及造夢的本質。而他本人，一如既往地選擇拿攝影機持久地凝視，始終不變對人/角色的關懷。
唐人裴铏小說原文1719字，侯孝賢電影完整劇本68場戲，媒體相繼跟進的版面、學者和影迷解讀的文字加在一起，卻可以出版厚厚幾本文集。這其中有多少誤讀并不重要，它們合在一起的分量再翻一倍，也無法改變大部分人無心入場、進場的部分觀眾中途離場的局面。這不叫遭遇，小眾審美藝術在任何時期任何國家都會曲高和寡。侯孝賢用海外版權已經收回成本，同時讓自己的作品在內地第一次進入院線，最終斬獲近 6000萬票房，他已經是個標準的贏家。
打完這漂亮的一仗，意味著侯孝賢又可以繼續(xù)任性地拍攝下一部作品了。這個被譽為30年來最不取悅世界的導演，在華語乃至世界影壇越來越絕無僅有的身影像聶隱娘一樣孤獨；同時又像片尾隱娘尋得磨鏡少年的善終結局一樣，從來不缺追隨和認同。
風格即人，自成一派獨步天下，才是宗師。侯孝賢最令人敬重的一點，就是像隱娘一樣，找到了自己要的答案，也選擇了自己要的活法。他的同輩、昔日的電影旗手疲于奔命地去適應越來越無腦和重口味的市場趣向，他卻背對觀眾，埋頭創(chuàng)作。無論私下的接觸，還是出現在活動現場的他，都是一個越來越容易親近的老人家。他把不妥協的血性和近乎偏執(zhí)的堅持，全部留在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里。很多走下神壇的名導再也回不到從前，而侯孝賢走到今天，即便風雨如磐始終巋然不動，活成了一棵不會彎腰的老樹。
我很喜歡編輯起的封面標題，連上我心中一直回響的另一句，代表了我對侯孝賢完整的看法：道孤還似我，來去自騰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