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泛森無疑是我們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人文學者之一，也是第一流的學術領導人。1958年生的泛森46歲就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2010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他還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為數(shù)極少的華裔會員之一。認識泛森的人都說，他既有溫和謙遜的學者風度，也有精明干練的文官氣質。
我們相識在1996年，他來香港作短期訪問，在彼此共同的友人高信疆那里相遇。因為都是治史的，有許多共同的話題可聊。后來知道他是余英時教授的高足、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博士，而我則是金耀基教授的學生。余先生和耀基師先后擔任新亞書院院長，交情甚篤。因此，我們的關系也就深了一層。1999年，泛森兄來香港出任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彼此的往還就更多了。當時他在學術上已經出類拔萃。泛森的研究范圍主要是從明代中期一直到近現(xiàn)代，結合思想史、學術史、生活史、文化史，他在這方面至今已寫了八九本學術專著及六七十篇學術論文。
泛森從大學時代起就始終不渝地耕耘在史學領域。他在臺大歷史系從本科到碩士班，已經嶄露頭角，出版了第一本書《章太炎的思想》。畢業(yè)后不久就進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1928年成立于廣州的史語所是近代中國最負盛名的研究機構，在全世界的漢學機構中也很有地位。對泛森來說，治學不只是一般的讀書寫作，也不是隨意的思緒發(fā)散，而是有深入的研究，完成具有啟發(fā)和厘正功能的著述。他說過，讀書太快樂、太輕松又不必負責任，這樣是不夠的。讀書要有生產性、系統(tǒng)性和目標性。這大概就是他成為杰出學者的秘訣吧！
在史語所工作期間，泛森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獎學金赴美留學，成為余英時教授的入室弟子。有一次，我們一起聊天時說起以前中國有文人辦報的傳統(tǒng)，報老板大多有養(yǎng)士的作風。他說自己留學時曾得到《中國時報》老社長余紀忠先生的資助，結果學成回去后也沒有為《中時》做事。言談間似乎有點內疚。我這才知道泛森兄年輕時經常以筆名發(fā)表各種時論，在臺灣風起云涌的民主化運動中頗有影響。但和他的老師余英時一樣“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決不參與任何實際活動。
2000年初，泛森回到臺灣，被借調到“國家科學委員會”，出任人文及社會科學處處長，后來又受命籌建中研院跨學科的“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不到一年又被任命為史語所所長。當時聽到這個消息，我以為學界將因此失去一個杰出的學者。那年3月我去臺北出差，他在一家法國餐廳請我吃飯。在座的還有他中研院的同事朱敬一和管中閔。因為是老友，那次我說話很坦率，對泛森擔任公職表示惋惜，勸他不要走我的老路，放棄學者生涯。后來的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是多余的。盡管行政工作要花費泛森不少時間，但他一有時間便趕快拾起書本，晚上也睡得很晚，時間雖然不完整，但仍在學術上不斷出成果。他開玩笑說，自己是一個織毛線的婦人，隨時要放下毛線煮飯，但煮完飯又馬上拾起毛線再織下去，所以總還能織成幾件衣服。
即使出任公職，泛森也是當事業(yè)在做，而不是做官當老爺。他主持了“數(shù)字典藏與數(shù)字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把臺灣中研院、各大博物館圖書館和高等院校的400萬件資料、圖片和各種文物數(shù)字化，免費提供給全世界的研究者，使學術資源極大地公共化。例如，旅游部門要重建一個原住民村落，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要考察，包括耳墜、發(fā)式、手鐲、衣服、房屋等。如果用舊的方法，就要去臺灣3個收藏原住民資料最多的機構——歷史博物館、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和臺大人類學系，一個一個填單調出來，那是很花時間的。現(xiàn)在只要輸入“原住民”就可以找到相應的信息。這對人文學科的研究是前所未有的貢獻。
前年我開始主持一項學術研究計劃，想在臺灣史學界找一位合作者，就打電話給泛森兄讓他推薦。他向我推薦了五六位學者，并一一仔細介紹。盡管還沒到退休年齡，但他已對未來的人生作了規(guī)劃：“我是個做研究的人，所以所有的規(guī)劃都與研究有關。在過去一二十年中，我手上有幾個著述計劃累積的筆記非常多，花的心力非常大，卻始終沒有完成。我最希望能有幾年空閑的時間把它們一一完成?！?/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