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到香港工作后，先后認識了3位法國學者：白夏（Béja）、潘明嘯（Michel）和伊莎貝爾（Isabile）。當時白夏和潘明嘯都在香港的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任職。這是一個由法國政府資助的研究機構(gòu)。凡在法國高校攻讀中國學科的研究生都要到這里待上半年才能畢業(yè)。
最先認識的是白夏，記不起是誰把我介紹給他的了。他打電話給我，約在一個酒樓飲茶。我到酒樓時，他已經(jīng)等在那里了。他用流利的普通話和我打招呼，又用嫻熟的廣東話點餐。我剛到香港不久，一句廣東話也不會說，而女侍應(yīng)則聽不懂普通話。于是只能靠這個“鬼佬”替兩個中國人做翻譯?！拔母铩睍r他在黑龍江大學留學，也算是個“工農(nóng)兵學員”吧。他早年畢業(yè)于巴黎政治學院和東方語言學院，后來取得巴黎第七大學的博士學位，專門研究中國知識分子與黨的關(guān)系、公民與國家的關(guān)系以及中國政治制度。他是法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當代中國研究資深研究員，巴黎政治學院教授。說來很巧，我當年在美國撰寫碩士論文時，翻閱了大量英文論著，覺得都是隔靴搔癢，唯一看得上的恰好是白夏的論文。這次見面后，我們的來往就多了起來，而且他和我在國內(nèi)學界有許多共同的朋友，因此只要有人來港就會聚在一起聊天。白夏的性格幽默開朗，喜歡說俏皮話。有時候，盡管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也不辯駁，總是詭秘地笑一笑。過了兩年，他調(diào)回法國，但一有機會就會到中國來，每年總有那么一兩回。在香港經(jīng)停時他都會打電話給我，相約飲茶聊天。白夏有揮之不去的中國情結(jié)，他說，“中國已經(jīng)變成我的第二祖國。”后來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聯(lián)絡(luò)。最近一次見面已是2010年了。那時我在太湖邊跟隨南懷瑾靜修，每月回香港一次。有一天在家里忽然接到他的電話，說幾次經(jīng)過香港都找不到我，聽朋友說我出家做和尚去了，這次還是從北京的朋友那里拿到我的電話號碼。說完我倆都在電話里大笑不止。我請他吃飯聊天，飯桌上聽他說，只要有機會還是想來中國工作。聽說他后來果然在北京的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當研究員了。
潘明嘯是白夏介紹給我的，當時是中心主任，瘦高個子，話語不多，性格內(nèi)斂。他在學生時代就信奉馬克思主義，崇拜毛澤東和薩特。1968年的巴黎“五月風暴”中，潘鳴嘯是激進的左派學生。1973年，他獨自來到香港，一邊打工，一邊學中文，回國后取得了歷史學博士學位，成為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專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歷史。他在香港求學期間結(jié)識了從內(nèi)地逃去的知青，和他們的交談中了解到正在中國發(fā)生的“文革”，因此對文革史，尤其是知青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產(chǎn)生了興趣。于是決定放棄原來對當代儒學的研究，而將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作為論文課題。潘明嘯從70年代起開始采訪了許多知青，大量閱讀文字資料，從中國的報章雜志到知青文學，從官方文件到西方媒體的報道評論，對知青問題的研究可謂細致入微，被稱為“法國老三屆”。經(jīng)過幾十年的研究，2004年他的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在法國出版，2010年北京又出了中文版。“他是第一位深入到知青中并從事知青研究的西方學者，也是唯一一位幾十年如一日始終以研究知青問題為己任的西方學者?！蹦壳埃嗣鲊[擔任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中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伊莎貝爾和我算是亦師亦友的關(guān)系。她也是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的資深研究員，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當時我選修了她的歷史社會學，做了她的學生。伊莎貝爾的第一堂課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她是個漂亮的女人，舉止高雅，端莊大方，操一口純正的普通話，講課特別認真耐心。當她知道我準備用歷史社會學方法研究知識分子問題時，就說我應(yīng)該認識她的丈夫，因為他和我有同樣的學術(shù)興趣。過了幾天，她就邀請我去家里做客。這才知道他們曾有一段浪漫史?！拔母铩逼陂g，伊莎貝爾來香港做研究，在圖書館遇到從廣東偷渡出來的知青龍先生，兩人一見鐘情，從相識、相愛到結(jié)婚。一句法語也不懂的龍先生跟她到了法國，伊莎貝爾挑起家庭重擔，支持丈夫從學法語開始，一步步讀到博士。伊莎貝爾不但是嚴謹?shù)膶W者，也是一位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夫妻倆花了數(shù)十年時間研究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農(nóng)村社會。他們一有空就去村子里“蹲點”。10年前，她回法國，我們也就慢慢失去了聯(lián)系，但我一直等待著她的研究成果問世。
如果說美國漢學家是承繼了外交官傳統(tǒng)，那么法國漢學家可以說是延續(xù)了傳教士傳統(tǒng)。前者浮在上層，后者深入民間。伊莎貝爾、潘明嘯和白夏無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