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和章惇是好友,早年章惇對蘇軾極為推重,曾致書蘇軾勸誡他慎言。有一次,兩人一起出游,走到一根獨(dú)木橋前,木橋下面是萬丈深淵。章惇提議一起走過去,在壁上題字。蘇軾感到恐懼,不敢過去。章惇笑著快步走過,在石壁上寫下“蘇軾、章惇來”的字樣,然后從容走回來。蘇軾說,老兄以后可以殺人。章惇問何出此言。蘇軾笑說,你連自己的命都不顧,更何況是別人的。
但蘇、章的友誼,隨著政見的不同,慢慢變得疏遠(yuǎn)。在當(dāng)時(shí)的政治立場中,蘇軾屬于舊派,而章惇?jiǎng)t屬于新派。由于蘇軾屢次陳言新法的過失,被新派視為眼中釘,拼命從其詩文中尋找“罪證”,一意將他置于死地。
當(dāng)時(shí)新派中的李定、王珪、舒亶等人,利用蘇軾的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以蘇軾自比“蟄龍”,誣陷他有不臣之心。蘇軾因此下獄4個(gè)多月,受盡屈辱,在獄中寫下“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dú)傷神”的悲憤詩句。
就在蘇軾性命攸關(guān)之時(shí),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政敵章惇站了出來。章惇在神宗面前與新黨同僚據(jù)理力爭,說諸葛亮號“臥龍”,但誰能說諸葛亮有不臣之心?以此力證蘇軾的清白。退朝后,章惇痛斥宰相王珪:“你是想讓蘇軾全家都滅口嗎?”王珪無言以對,只能說自己所言,是從舒亶那里聽來的。章惇厲聲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嗎?”一連串的逼問,令王珪啞口無言。在多方勢力的營救下,再加上神宗本來就沒有傷害蘇軾之心,最終蘇軾保住了性命。就看這一點(diǎn),《宋史》編修者把章惇列入《奸臣傳》,是說不過去的,他畢竟與新黨中的呂惠卿這種小人,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
盡管蘇軾的性命得以保全,但這位20歲就名滿天下的士子,往后的人生路卻越走越坎坷。在新黨得勢之日,他不受重用。而舊黨起用之時(shí),他又因批評舊黨的措施而不受待見。這位真正恪守中庸之道的君子,完美體現(xiàn)出儒家的中立不偏精神,卻依然不見容于趙宋這個(gè)文明朝代。他的命運(yùn),可謂耐人尋味。后人讀到蘇軾貌似超曠的詩詞,背后潛藏多少悲涼,或者只有那些早歲得志然而人生路卻每況愈下的人,才能品咂得出。
蘇軾后來被貶至嶺南時(shí),寫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為報(bào)詩人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等輕松自適的詩句。當(dāng)時(shí)章惇主持朝政,讀到這些詩,認(rèn)為蘇軾過得還不錯(cuò),于是將他貶謫到比惠州更荒涼的海南儋州——嶺南地僻且多瘴氣,在那個(gè)年代,將人貶謫嶺南已等同于死刑,何況是更偏遠(yuǎn)的海南。
有意思的是,章惇的一個(gè)兒子,居然是蘇軾的門生,當(dāng)初得到蘇軾的賞識而獲得功名。蘇軾晚年受詔北返中原,即將獲得重任,其時(shí)章惇已失勢。在蘇軾北歸途中,章惇的兒子前來拜訪老師。還沒有見面的時(shí)候,章生很惶恐,不知道老師是否會念及與父親的新仇舊恨,于是先寫了一封信給蘇軾。蘇軾很快回信告訴他,自己與丞相章惇相交數(shù)十年,雖然主張不同,但都是君子之爭,叫他不要過多顧慮流俗人所言。但這個(gè)時(shí)候,蘇軾也已到了風(fēng)燭殘年,他病逝在北歸路上,蹭蹬的一生就此劃上休止符。
蘇軾和章惇的交往,實(shí)質(zhì)上是北宋新舊黨爭的一個(gè)上佳縮影。近世史家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中說:“新舊兩黨各有政見,皆主于救國,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其黨派分立之始,則固純潔為國,初無私憾及利祿之見羼雜其間。此則士大夫與士大夫分黨派以爭政權(quán),實(shí)吾國歷史上僅有之事也。”柳先生的這番議論,精辟洞見了北宋新舊黨爭的性質(zhì)。那些年的那些士君子,身上總有一種凜然的氣質(zhì),讓人不能輕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