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燈在廣州區(qū)家祠（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大食/圖）
2020年，二本院校教師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出版。12月初，我跟隨黃燈到甘肅慶陽采訪，在隴東學院大學生活動中心的講座結尾，黃燈說起她最近在做的事情——去了解學生的家庭。三年多之后的2024年，在廣州再次見到黃燈，她“在做的事情”成為了一本新書——《去家訪》。
家訪對很多人而言，仿佛已經是遙遠的小學時代的記憶，中學之后，這樣的事情幾乎沒有了，大學老師去家訪則未有聽聞?！叭サ浆F場，才會有增量，才會讓具體的人生動起來?！边@是黃燈三年多前在講臺上說過的緣由，我坐在臺下，覺得這更像是非虛構寫作者的自我要求。
“敘述和描繪出‘講臺之上’和‘講臺背后’的雙重教育圖景，是我多年的心愿，五年的家訪經歷，讓我意外地獲得了機會。從某種程度而言，本書的完成，《我的二本學生》才算獲得了相對完整的表達。”黃燈再次用到了“圖景”一詞。《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xiāng)村圖景》讓黃燈為大眾所知。這些年來，黃燈在逐漸展開她所見所聞所思構成的更為廣闊的圖景。
黃燈家的客廳里擺著兩盆很大的鮮花，這是她的學生何境軍所送。我采訪過何境軍。在《去家訪》里，他提及自己“小時候什么事都干得出來，我就是一個爛仔”。有一次在朋友家搞出惡作劇之后，朋友家人和善的態(tài)度，反而讓他有了自我反省。他慶幸沒有被咒罵或痛打一頓，假若那樣，他可能真的滑向了爛仔行列。
何境軍曾是考研大軍中的一員，他和好友周泳彬在圖書館里想盡辦法占座位的情形，令人記憶猶新。好友上岸，他沒有。上岸的是少數。何境軍現在律師事務所工作，他一直表達著對羅翔的喜愛。“陽光照耀時，只需等那個陰翳飄過去，太陽就會重新現出來?！薄麑⒋艘暈樽毅?。
“穿過陰翳”的能力將學生的前途區(qū)別開來。黃燈寫過一位叫李沐光的學生。這位學生的微信頭像下有一段置頂的文字：“20歲，我一生中的黃金時代，我在教室神游，流云在窗戶這一方天地游弋，下午的熱風帶來遠古的聲音?！?/p>
在李沐光身上，黃燈察覺到，“盡管家境貧寒，但他從未生出一定要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想法，這種難得的從容，也許與他從小獲得了愛的充分滋養(yǎng)有關?！崩钽骞獾哪赣H是越南人，她有著樸實的育兒觀念。假如丈夫當著孩子的面罵臟話，她會跟丈夫理論，并阻止他。李沐光并不認為母親有自覺的理念，她所遵循的是生活常識和對孩子本能的愛。
“愛”的作用幾何？
黃燈提到過多次的張正敏的母親同樣來自越南。她在張正敏家第一次體會到了“家徒四壁”的含義。這里基本是毛坯狀態(tài)的“裸露的家”，樓梯沒有扶手，只有一間房有舊房門，廚房是家里唯一能看出裝修痕跡的地方。
張正敏一心求學與母親對她的支持，是其家庭的一種敘事，但她的父親和哥哥被動接受社會的變遷，是更為基本的存在。在現場，黃燈親眼看到了如此鮮明的對比?！敖逃鳛橐环N外部力量揳入正敏的生命后，她必須直面?zhèn)€人的成長和家庭羈絆之間的矛盾。如果說，媽媽的支持，給了她通過教育走出去的力量和可能，那爸爸和哥哥的牽扯、媽媽的‘越南婆’身份讓她感受到的不公，則構成了正敏成長過程中看不見的暗礁?！睆堈糁鲃犹与x“生命暗礁”的行動，讓黃燈看到一個女孩從“最農村”的起點出發(fā)、一步步往前走的勇氣。“這是張正敏充沛的個體能動性，對原生家庭魔咒的破除?！?/p>
新書出版后，黃燈和白巖松做過一期節(jié)目。白巖松告訴她，如果你寫的是一本學生，我就不來了。白巖松送給黃燈一本打印成冊的集子，里面是學生寫的讀后感，《我的二本學生》是他給研究生們列的必讀書之一。“他（白巖松）很認真，對我的書甚至比我還熟，一提到書里那些學生，他就知道?！?/p>
這本用A4紙打印的讀后感集子里，一位清華大學的學生寫道：“我們已經不像上一輩人那么敢闖敢做夢，不會對貧富差距、階層固化感到驚奇，對個人力量感到渺小的喪文化和佛文化幾乎成為常態(tài)?？赐陼蟮木趩剩皇遣幌Ｍ约寒斚碌呐蔀槭畮啄旰笥忠粋€無力的小故事，淹沒在時代浪潮的泡沫里罷了?！?/p>
一位北京大學的學生覺得，“從家庭到學習到生活最后到就業(yè)，雖然沒那么極端，但似乎與他們也不差多少嘛，早知道高中就應該少學習一會，上個二本得了。”
一位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則用了一個上世紀80年代的標題來發(fā)出自己的感嘆，“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
在黃燈家聊天的時候，她的兒子練習合唱去了，只有她和她的先生在家。許多人認為黃燈夫妻倆都是大學老師，怎么樣都能把自己的小孩安頓好?！拔覜]有一點底氣，還得靠他自己，其實家庭不能給他什么東西?！秉S燈說，“我兒子今年16歲，他長大之后怎么辦，會面臨一個什么樣的世界？”
在做二本學生采訪的時候，黃燈幫我找了她的幾位學生在廣東金融學院食堂吃了一頓飯。當我讀《去家訪》的時候，發(fā)現其中好幾個學生便是當時在場之人。雖然他們在書中以化名出現，仍覺親切。
過去圖景的不期而至會讓人忽有久別重逢之感。就像黃燈在廣東金融學院當2006級中文班主任時，聽到學生楊勝軒講到自己父母下崗的經歷，讓她想起上世紀90年代自己經歷過的下崗潮。黃燈曾是下崗工人中的一員?！拔以谧约簹v經這一切后，原本以為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切都歸于平靜，直到遇到勝軒，才發(fā)現這個宏大的敘事，依舊以另一種方式作用到這個群體。在我離開工廠師傅后，竟會因為班主任的身份，和他們的孩子相見?！?/p>
黃燈在《去家訪》里寫到一位“懂事的人”——何健。何健的爸媽都是70后，與黃燈是同齡人。在黃燈眼中，他們所承載的家庭責任與她及其父輩沒有任何差異?！白鳛檗r業(yè)社會真正意義上的最后一代，在精神結構上，就算面臨社會轉型的劇烈沖撞，這種來自祖輩的精神連接依然堅不可摧。”
在何健家家訪的經歷令黃燈難忘。到達安徽安慶鄉(xiāng)下的時候，正值冬夜凌晨時分，為了取暖，何健的媽媽讓黃燈跟她睡一張床，蓋一張大被子，兩人一直聊到早上八九點鐘。黃燈覺得就像見到了自己的親姐姐，沒有任何隔膜和生分，不需要客套，彼此自然地講起各自幾十年的人生經歷?！拔业谝淮胃兄?，我課堂上的學生，他們背后站立的家長，其實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他們和我一樣，來自同樣的村莊，看見和承受過同樣的困境，也感受過親情的羈絆和溫馨?！?/p>
由此而言，去家訪，便是與產生“現在”的“過去”相遇，感知學生背后的家庭“具體而稠密的日常生活”，見到更多“立體而豐富的人”。
張正敏（左）和哥哥（右）與父親合影（受訪者提供/圖）
心態(tài)的變化
南方人物周刊：寫《我的二本學生》和《去家訪》兩本書時，自己的狀態(tài)有變化么？
黃燈：寫這兩本書時的心態(tài)是不同的，變化挺明顯。寫《我的二本學生》時，像是青春期的心態(tài)，現在對世界的判斷和理解會有所改變。以前是那種線性的昂揚的有所期待的心態(tài)，現在人到中年，覺得很多東西的因果關系沒那么強，有的東西已經瓦解了。很多人都有類似心態(tài)，你看，現在朋友圈的氛圍跟以前都不一樣了。
南方人物周刊：特別是過去這幾年。
黃燈：屋漏偏逢連夜雨，我現在也有這種感受。我丈夫的哥哥在2021年底去世，他長年身體不好，器官衰竭，幾天人就沒了。今年，我叔叔也去世了，他得了咽喉癌。我在《大地上的親人》里寫了家人，回過頭去看，以前家里碰到各種各樣的難，覺得還可以變得更好，但是現在我覺得，能夠維持現狀就不錯了。
南方人物周刊：《去家訪》主要寫了學生的家庭，在“原生家庭對個人的影響”這件事情上，你表達了自己的反思。
黃燈：我對原生家庭的理解也分階段。比如，我在寫《我的二本學生》時，我會覺得原生家庭對學生的影響很直接很單向度，什么樣的家庭就導致什么樣的性格，什么樣的性格又導致他進入社會的態(tài)度。《我的二本學生》里原來寫過一個女孩子，后來刪掉了。她有點口吃，她在家庭很艱難的境況下考上了大學。上大學之后，她剛開始很興奮，有一次在課堂上發(fā)言，她說她很感謝這個時代。我繼續(xù)觀察，發(fā)現她越來越沉默了。我主動跟她聯系，她是回避的。我給她發(fā)微信，她開始偶爾會回，后來不回了。她看到了現實的艱難，消沉了，完全把自己包裹起來。
另外，我書里面寫到了張正敏。她性格就很開朗，家里情況沒比那個女孩子好多少，但她很主動。她讀大學的時候，其實我沒直接教過她，她就敢主動來找我請教。同樣是不太好的原生家庭出身的小孩，在大學里的態(tài)度不一樣，導致的結果可能是不太一樣的。
在寫《去家訪》的時候，我有意識地去分析學生的成長和原生家庭的關系，原生家庭對學生是真的有影響，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成年人，到了大學以后，應該有力量擺脫那些東西，不要把所有的責任都歸結到家庭上。我就反思，我們的社會過于強調原生家庭對孩子的影響了。我們要承認，家庭教育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最重要的教育，比學校更重要。到了大學里，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是引導學生，把他們的內在力量調動起來。
南方人物周刊：你上大學的時候，內心是怎樣的狀態(tài)？
黃燈：我們那個年代的苦悶主要是精神層面的，現在年輕人的困境主要是生存層面的。我們年輕的時候，誰去關心買車買房啊。年輕人關心的維度已經變了，我覺得他們的精神領域是越來越小。
南方人物周刊：就是各種卷，要完成各方面對他們的要求。
黃燈：以前考上大學了，好歹能輕松一下。我們讀大學的時候還真是挺輕松的，很自由，沒有特別大的壓力，大把時間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F在的小孩，好不容易考上重點大學，又想保研，保研就要搞績點，搞績點就得過跟高中一樣的生活，每一門課都要考好。我們那時候只要及格就行了，管那么多，沒有要求考到多少分?，F在的大學課太多了，把他們塞得滿滿的，不管他們愛吃不愛吃，這會把人的腸胃搞壞的，腸胃壞了的話，就吸收不到好東西，分辨能力就會變差。
兩個90年代
南方人物周刊：從去年到今年，熱播的電視劇《漫長的季節(jié)》和《繁花》，都講到了上世紀90年代，但這似乎是兩個不同的90年代。你是怎么看90年代的？
黃燈：我這個年齡段的人對90年代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那時候二十多歲，各方面的觸覺最靈敏。90年代的面向真是非常豐富。我當時在湖南的工廠工作，月工資就兩三百塊錢。下崗之后，最低的時候拿八十幾塊。我的表妹，一個農村姑娘，到廣東打工，她當時最高的工資拿到過兩千。我的一個初中同學去廣東打工，她告訴我，廣東太發(fā)達了，從廣州往周邊走，全部連起來了，沒有農村了。
90年代的兩個時空是真實存在的。一個就是下崗工人，就真的是往下墜。還有一個就是沿海地區(qū)的蒸蒸日上，外資進來了，工廠遍布。我下崗以后，其實是從一個頻道轉到了另外一個頻道。我通過到外地讀書，看到另外一個世界。當時復習了幾個月，命運就改變了。碩士文憑在當時的性價比太高了。一個大勢下去了，另一個大勢又把你托舉起來了，算是時代給的機遇。
南方人物周刊：知道自己可以去讀碩士研究生的那一刻，還記得么？
黃燈：我的考研成績出來之后，武漢大學給我寄了一封信，我到工廠去拿，看到了自己的分數，知道可以去讀研究生了。那天，我們工廠正好發(fā)生一件慘案，一個媽媽把自己孩子殺了，然后自殺，因為她老公跟她關系不好，她賭氣。整個工廠都在傳那件慘案。那是個悲劇，我也很不舒服，但是，我清晰地記得自己沖出廠門時，那種歡呼雀躍的心情。那種強烈的對比至今難忘，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個場景。
南方人物周刊：很多人喜歡《漫長的季節(jié)》是有原因的，案件只是線索，串連起來的是90年代的人的命運，特別是那撥往下墜的人的命運。
黃燈：我當時在工廠團委工作過，工會為了創(chuàng)收，開過舞廳。我是團委的組織干事，就去賣門票，五毛錢一張。在工會的頂樓，我們特地花了700塊錢把燈配好了，買了一個二手音響，開起舞廳來，主要是方便男女青工找朋友。我們工廠女孩子多，周邊有一些工廠的男工多。舞廳里經常發(fā)生打架的事情?，F在很多人懷念90年代，那時候其實好亂的。
南方人物周刊：可能懷念的是自己的一段過往吧。
黃燈：90年代很有活力，但確實是野蠻生長。我們工廠還有一個很極端的案子，兩個開包子鋪的人，有一家生意特別好，有一家生意很差。那家生意差的真的就把那家生意好的殺掉了，然后全部跑了。還有一個案子，一個工廠的領導的小孩，得罪了一幫爛仔，他被追得到處跑，沒地方去了，就跑到我們廠區(qū)前面的池塘，淹死了。我那天下班，看到她爸爸媽媽跪在那里拼命地哭，那個小孩已經泡得發(fā)白了。池塘邊有一片林子，很安靜，有時候，我一個人會去那里坐一下。最可怕的是，頭一天晚上，我一個人還在池塘邊坐了兩個小時，那個小孩很可能就已經掉進去了，我根本沒意識到那里有一具尸體，想起來都害怕。
去家訪時，學生林曉靜的媽媽騎著摩托車載著黃燈（受訪者提供/圖）
小地方的小孩
南方人物周刊：《去家訪》是不是把你又拉回了以前的生活？
黃燈：對，為什么我去學生家里家訪，他們對我這么好，就像跟我家里人一樣，因為我家里好多親人跟他們的情況很像。我大姐也下過崗。我大外甥也是考上了一所二本大學。我大姐開中巴，開網吧，做甜酒，喂豬，其實跟《去家訪》里羅早亮的媽媽做的事情沒什么差異，那種情感連接很容易建立起來。這么多年以來，我很想去找到工廠里的那幫師傅，去看看他們現在過什么樣的生活。因為時間過得足夠久了，我都快50歲了，我當年下崗的時候才23歲，剛剛大學畢業(yè)兩年。那時候很幼稚的，啥都不懂，就是那種很單純的女大學生，師傅們看到我們，覺得我們都好可憐。
南方人物周刊：一位復旦的畢業(yè)生寫了一本叫《金榜題名之后》的書，表達了自己從小地方去讀名牌大學后的困惑，你覺得，這跟二本學生的困惑有什么不同？
黃燈：我看了那本書，覺得人是很難脫離自己的處境。我剛到武大讀碩士時有這樣的經歷，覺得自己啥都不懂。我以前上的?？?，專業(yè)課不是特別扎實，能感覺到跟別人的差異。剛進武大的時候，真的是那種自卑心態(tài)，但也沒那么嚴重。我讀研究生的時候二十四五歲了，有了社會經歷，就算知道自己不行也沒事，能接受，不會驚慌失措。
我覺得這位同學是強烈地感覺到了城鄉(xiāng)差異，或者說地域差異。我自己的學生也會說，農村出來的孩子和城里受教育的孩子是會有差異的。這些現象一直存在，重點大學的孩子自己說出來了，二本大學的老師說出來了。問題是同一個問題。
南方人物周刊：又回過頭來說，在你之前，為什么這么多年幾乎沒有人寫過二本學生？
黃燈：我也覺得很奇怪，當年也不能夠理解。我在廣東金融學院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情是鼓勵我的學生發(fā)言，向社會發(fā)聲。2014年之前，我剛教書的時候，接觸到90后的學生，我就跟他們說，你們要發(fā)言，80后出來了，現在輪到你們90后了，你們說自己的事情是有用的。我意識到這個問題很重要，要自我表達。但事實上，學生們還是不會去講自己的故事。
2015年底，我去重慶參加上海大學組織的一個會議，跟王曉明老師第一次講這件事情。我一個是想寫跟自己家有關的事情，一個是想寫跟我學生有關的事情。那時候我還沒有進行非虛構寫作，《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xiāng)村圖景》那篇文章還沒出來，就覺得有好多話要說。
南方人物周刊：說到家庭，你的家庭對你的影響是怎樣的？
黃燈：我的家庭對我的影響蠻重要。我小時候是跟外婆長大的。老一輩人有非常善良的東西。我外婆一輩子都看不得別人受苦?？吹絼e人過得不好，她心里會不舒服，其實她一輩子也受了很多苦。有很多人覺得我蠻善良，這不是刻意為之，是因為我就是在那樣的環(huán)境里長大，我的價值觀就是那樣的。
我的媽媽盡管性子很急躁，但其實她是最看不得別人受苦的。我爸爸當老師的時候，我媽媽比我爸爸對學生還要好。我爸爸幫交不起學費的學生交學費，我媽媽不會阻攔。學生到家里，我媽媽會給學生做飯吃。那種對學生發(fā)自內心的喜歡，給我的影響蠻大的。所以，我不覺得跟學生交往麻煩。我媽媽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要對學生好。
羅早亮（右）一家（受訪者提供/圖）
大城市的大學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去家訪》里提到“完整的人”和“工具的人”，認為這是很重要的教育問題。
黃燈：大學沒擴招之前，大學生很少，那時候把大學生當作“人”在培養(yǎng)，現在很多時候，是把大學生當作“就業(yè)的工具”。
現在大學生很多，單位有挑選的余地。單位怎么挑人，可能就是看你的匹配度怎么樣。有時候就是看人脈。但是不管怎么樣，對年輕人來說，他除了專業(yè)上的基本素養(yǎng)以外，其實就面臨“精神成人”的問題。沒有同時兼顧的話，人才培養(yǎng)就是有問題的。人文教育很重要，能讓學生成為一個“人”。沒有人文教育，培養(yǎng)的可能就是“就業(yè)的工具”。一個有精神世界的人、有基本價值判斷有常識的人，和一個只會就業(yè)不看書的人，是不一樣的。在日常生活里，我們看到很多有光鮮簡歷的人，什么指標看上去都很好，但就不像一個“人”，沒有公德，沒有同理心，不會設身處地想一下別人的處境。這種內心傲慢的人越來越多了。這個問題對年輕人很重要。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書里感謝了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和中山大學前校長黃達人，為什么？
黃燈：劉道玉和黃達人兩位校長是教育家，給學生提供了好的人文教育。當年沒什么感覺，但人到中年，回過頭去看，那些東西在關鍵時刻是會讓人托住底線的。
我在武大讀書的時候，劉道玉校長早就退休了，但我始終記得他曾是校長，印象是根深蒂固的。我曾經跟劉道玉校長約稿，有聯系，后來他年紀大了，就沒去看他了。武大有一個校友群，能明顯地感受到，劉校長的學生跟他有很深的連接，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斷掉，這是很難得的。
2003年是我最苦悶的時候，我剛寫完了《細節(jié)》這篇散文，自己的兩個導師得病。有天下午，我想找個人聊天，不知道為什么突發(fā)奇想，就直接往中大校長辦公室去了。黃達人校長在辦公室里，跟我聊了一二十分鐘。那種感覺特別好，我不覺得自己去見一個權威，我就是一個苦悶的大學生，想找校長說幾句話。黃校長那么忙的一個人，甚至在別人眼中還是一個高官，你一個學生想見他就見到了，他還笑瞇瞇地跟你聊天，這很難得。
學校有好的人文氛圍，學生內心會不一樣。我自己教書之后，在很多場合強調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哪怕給學生播一點點種子，我覺得也是很好的。我跟學生聊天的時候，很多學生都提到，自己以后混好了，會去幫助別人。這些東西跟老師的引導有關系，不覺得自己的利益就那么重要。學生有這些想法，是很寶貴的。
南方人物周刊：到深圳職業(yè)技術大學教書，又是什么感受？
黃燈：這里的學生也會有自己想法的。我有一個學生，找過十幾份工作，現在一個外資企業(yè)里上班，每個月幾千塊錢。跟他聊天的時候，發(fā)現他關注社會問題，他知道項飆，能說出項飆的代表作。他說他經常到南方科技大學的圖書館上自習。他考過研，對更好的大學有向往。這些小孩的內心有很閃光的一面，只是我們以前沒有跟他們好好聊，沒有發(fā)現。跟學生交流多了，他們也會改變我的認識。
南方人物周刊：他們和二本學生有哪些不一樣？
黃燈：差別并不大。如果按照高校的鏈條來說，已經到末端了，但他們的就業(yè)質量，是差不多的。學校在深圳，有活力的一面，那些孩子，更愿意說話，更愿意交流。他們創(chuàng)業(yè)的熱情更高一些。北方的小孩到深圳來，有一些改變，身處改革開放的前沿，還是不一樣。
南方人物周刊：你打算寫他們嗎？
黃燈：沒有。讓他們自己寫就好，他們寫得蠻好了。
（文中提到的部分受訪者名字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