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躍在當代藝術圈的“90后”中,孫一鈿無疑是抓得一手好牌的那個幸運兒,她既是畫廊和學術機構青睞的那類國際化創(chuàng)作者,也是時尚品牌和收藏市場的寵兒,作品涉及繪畫、裝置、行為、時尚跨界……二十多歲、剛剛離開央美校園不久,她就被亞洲福布斯評為“30歲以下杰出青年”,又在過去的兩年里前后獲得羅博之選The Best of Best 2022“年度青年藝術家”和《華爾街日報》中文版2022-2023“年度出色創(chuàng)作者”。
2023年對于孫一鈿是高強度的一年,她重歸校園,在清華大學攻讀文藝學博士,國內群展不斷,國外展程連連,4月在柏林的個展《肖像》開幕,緊接著就是10月17日在巴黎的個展“Once Upon a Time”(《很久很久以前》)。她那些標志性的塑膠玩偶,來自西洋流行文化,也暗藏著東方的密碼,在巴黎地標芳丹廣場的老建筑里,形成了獨特的口音:外國觀者會從圖示的熟悉感里嗅到一絲微妙的異國情調。
博導汪民安曾建議她用雙線程的方式完成博士學業(yè):白天畫畫,晚上讀書。但其實操作起來很難,“畫畫還是非常燒腦,畫了一天的畫,晚上真的很難再啃得進學術著作”,于是她把時間分割成不同的區(qū)間:展覽前閉關密集畫畫,待畫統(tǒng)統(tǒng)運走后就開啟學術模式。
北京的五任工作室
在9月巫鴻策展的余德耀美術館《跨界——可能與回響》展覽上,孫一鈿與自己曾經的作品《有藍色翅膀的粉色恐龍》再次相遇,那是她2017年左右的作品,整個“人造物”系列開始不久后的代表作,“辦完展覽之后就再沒有見過它”,時隔五年,在展廳劈面相逢的時候,“跟見到一個失散多年的朋友或者孩子的心情是一模一樣的?!?/p>
“你會回憶起你當時畫它的場景,甚至回憶起你畫下的每一筆,那個時刻是下午3點,你畫那一筆的時候,陽光正好照在落筆的地方,對,突然間,從你的潛意識里面被撈起來的那段記憶……”
記憶一瞬間全涌回來了,一幅畫為她打開了通往過去的一個蟲洞,不僅僅關于那幅畫,還有包裹著那幅畫的一整套生活:那時候她還在讀研,跟當時的朋友在費家村共用一個工作室,那里有一方人造池塘,到了夏天,池塘里擠滿了荷葉荷花,周圍聚居的都是搞藝術的,隔壁鄰居是個舞蹈家,還有攝影師,整天彼此串門,去池塘釣魚,吃大鍋飯:燉甲魚,麻辣小龍蝦……度過許多個熱熱鬧鬧的夜晚,仿佛烏托邦。
那是集體生活的挽歌,跟學生時代幾乎同步消亡,“現(xiàn)在我沒有集體生活了,只剩下工作?!痹诠ぷ魇屹N著小稿的墻上,能看到工作狂的痕跡:展覽事務日程表被精確到每一天,列成清單貼在顯眼處;而不顯眼的地方,密密麻麻用鉛筆寫了一整排的“45”,其中不少“45”已經劃掉——這是好學生孫一鈿逼自己專注畫畫的方式,她相信每個45分鐘是一個注意力集中的周期,學校的課時就是這么設置的,每認真畫完一個45分鐘,她就把它劃掉,然后允許自己有一次小小的課間休息:她一度喜歡使用高飽和的熒光色,長時間作業(yè)和凝視之后,眼睛會超載。
這已經是孫一鈿在北京的第五個工作室,也是她認為“最豪華”的一個。所謂豪華,是指擁有暖氣和冷氣,而且有挑高的屋頂,天頂開窗,引來穩(wěn)定的自然光,大開間的門,方便運輸大尺幅作品,二樓三樓是儲藏室和臥房,有足夠大的架子放她過往的作品,有一張床讓她熬夜畫畫的時候可以臥倒——一個架上藝術家所奢求的,無非就是這些。
此前的其他工作室,只能用簡陋和顛沛流離來形容。她會掰著手指細數:第一個工作室在方舟苑,央美旁邊的住宅樓里,空間和光線都局促,沒法施展開畫大畫,畫面的尺幅稍微大一點,顏色關系和深入程度就都不對。第二個在費家村,那是一段快樂時光,卻遭遇強拆,一批藝術家像被驅逐般攆走了。第三個工作室在火雞廠附近,有一年夏天突然漫大水,把她大部分畫都泡了,于是逃也似的離開那里,搬到陸界。第四個工作室,冬天沒暖氣,夏天沒空調。她在這個冰窟里熬了三個冬天,腳踩一方小小的電熱地毯作畫,手一會兒就凍得冰涼僵硬,只能塞在屁股下面暖一暖,然后繼續(xù)畫。母親從溫州來看她,感受到南方從未有過的極寒天氣,到了夜晚,工作室四周漆黑一團連路燈都沒有,忍不住叫了起來:女兒!你在這兒是遭的什么罪???!
一幅畫可以這么畫,也可以那么畫
母親可能是最早在藝術上給予孫一鈿支持的人。小時候父母給報了許多興趣班,她是那個一看要彈琴就哭起來的小孩,但對畫畫卻很主動。4歲開始習畫,到了小學,父母讓她上了溫州少年美術學校。
在中國其他省份,這種針對小學生的美術專業(yè)學校極為罕見,背后對應著的是東南沿海民間美術教育的旺盛需求。這些小學生被一種近乎全能的美術理念培養(yǎng)著,他們要學國畫,也要學西畫,素描、色彩、速寫都是必備的基本功,他們要下鄉(xiāng)寫生,同時每周都要交書法作業(yè)?!拔覀冃W其實培養(yǎng)出來很多人,像這次亞運會火炬,就是我們師兄設計的,包括浙江現(xiàn)在活躍著的建筑師藝術家,你一問,很多都是這個小學出來的?!?/p>
在藝術圈,用“優(yōu)等生”表揚一個人是很奇怪的事情,但孫一鈿確實一路都是優(yōu)等生。她的小學并不因為是美術??贫潘蓪ξ幕n的要求,很多學生后續(xù)也會去上普通中學和綜合性大學,不見得都一門心思想成為藝術生。孫一鈿中考考入當地最好的高中溫州中學,但同時,她在藝考中也拿到了國美附中和央美附中的錄取通知。
她選了央美附中,因為可以去北京,可以名正言順地“離爸媽遠一些”。
對孫一鈿來說,央美附中是自由而神奇的地方,她仿佛突然被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以及與之相匹配的全新的感官。她至今驚奇自己在附中的時候竟然看了那么多小眾電影、那么多與她年齡不相稱的深奧書籍,“很多我現(xiàn)在壓根看不下去的大悶片,那時候居然囫圇吞棗看進去了,很多哲學書其實一知半解,為裝酷就硬讀,周圍的人也都不聽流行音樂,都在聽非常文藝和小眾的東西,顯示自己與眾不同?!痹诟街?,不主流是一種主流,這些硬吃下去的營養(yǎng),不知不覺成為她底色中的一部分,“對我藝術上最大的啟發(fā),就是什么都愿意嘗試,什么都感興趣,人在那個年齡突然被打開之后,就意識到,原來一幅畫可以這么畫,也可以那么畫?!?/p>
她至今保留著附中時候的速寫集,那時每周都要交大量速寫,老師會在交過來的作業(yè)上蓋戳表示已閱,防止學生拿以前的作品來交差。為了趕出海量的作業(yè),她們會去北京站通宵熬大夜,畫在車站過夜的乘客。天南海北的異鄉(xiāng)人,外貌和打扮形形色色,疲倦入睡之后動也不動,是唾手可得的現(xiàn)成模特。暑假回到家,趁母親洗澡,她在一旁畫人體寫生,母親坦然由她去畫,并不扭捏。
從央美附中畢業(yè)后,她被保送央美,高考成績文化課在藝術生中高得出奇。從央美畢業(yè)后,又直接保送央美研究生。孫一鈿說,她是那種自驅力旺盛的人,學業(yè)生涯,不過是“順水推舟”。也正是出于學霸的自覺,在當了幾年藝術家之后,她又去清華讀博士。
自然物與人造物
孫一鈿廣為人知、市場表現(xiàn)最好的系列是“人造物”,畫面大多是充氣或塑膠玩具,但她另有一個秘而不宣的“自然物”系列,是她從16歲開始創(chuàng)作的,面向“自深深處”的一個系列,花朵、果實、山川、樹木,都成為她凝視和再現(xiàn)的對象。但“自然物”卻從未拿出來展覽過,孫一鈿把它們掛在自己工作室的墻上,仿佛私人檔案。
“人造物”是水面之上炫目的浮子,“自然物”仿佛水下之錨鉤。
“很多人到了我工作室都喜歡這個‘自然物’系列,上次有個姐姐過來,說這一組小畫把她看哭了。”她在這個系列里融入大量的媒材實驗,喜歡用一些兒童手工材料,比如一種叫“珍珠泥”的寶寶泡沫珠,可以用來塑形,也是玩具廠里的常見原料。后來發(fā)現(xiàn)一種日本的紙漿粘土,造型力和耐久度上佳,可以在畫面上營造出類似淺浮雕般的空間效果。
“人造物”系列令她一舉成名。她畫的那些光滑、飽滿、怪誕而又帶著虛假甜美的玩具,為她贏得了源源不斷的關注和藏家,價格也一路扶搖直上。作為一個溫州孩子,她的童年記憶便是各色各樣的人造物?!霸谖倚r候,當我們說要到一個同學家里去玩的時候,我們的意思其實是:到你家的廠里去玩?!?/p>
幾乎家家都有廠,鞋廠、眼鏡廠、塑料制品廠、打火機廠……偶爾也有玩具廠,玩具廠不多,但對一個孩子的視覺沖擊力卻是巨大的。這些小商品的廠子都保留著簡樸的生產格局,廠房往往連帶著幾居室,家也是它,廠也是它。改革開放之后,物質,以及由物質帶來的生產,在溫州像雨后春筍一樣到處冒頭。有意思的是,她的國際藏家對她畫的這些東西也心有戚戚焉,他們告訴孫一鈿:你畫的那種人造物突然爆炸式豐富的時代,也許是中國的90年代吧,但在歐洲和美國,就是我們的60年代。也正因此,他們在孫一鈿的畫中感受到同樣的兼帶著懷舊和反思的復雜況味。
這種共通性,在孫一鈿的畫面中并不罕見,仿佛暗藏的文化密碼。她畫巨大的偶像,容貌和五官都是西洋流行文化里常見的,但是那一方彎眉,和單眼皮的處理方式,卻來自工筆國畫,嘴唇似笑非笑的角度,是她依照佛教雕塑的經典形象畫的。這種形象出現(xiàn)在展墻上,以一種俯視的姿態(tài)面對觀者,無論觀看者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會微微一愣,在似曾相識中意識到似乎哪里不對。她畫的《瓷母》,一方小小的白瓷塑像,雙手合十,以靜默之姿站立在叢生的樹根之間,這是西方家庭里常見的瓷器圣母擺件,但奇怪的是,同時也很像中國家庭供奉的德化白瓷觀音。
孫一鈿說,在她的家鄉(xiāng),信仰體系龐雜,小時候她家中禮佛,常年供著觀音,但到了姨夫家,他信天主教,家中供著圣母像。作為小孩子,她常常感到迷糊,在她眼中,那慈祥慈悲的女性面容并無本質的分別。手工藝品的本土化,加深了這種審美上的互相借鑒。姨夫家常常有神父出入,除了神情比較超然和淡漠之外,她看不出神父跟普通鄉(xiāng)鄰有何分別。當地的教堂亦如是,形式是歐化的,但帶有濃濃的中式裝修風。
她熱衷于在不同文化中翻檢這些共通的蛛絲馬跡,出于一種對圖像的好奇。她畫美杜莎,在畫冊里翻看卡拉瓦喬等一眾經典名畫,美杜莎頭頂的蛇全是活蛇,畫家要著力畫出那種扭動糾纏的暴力感,栩栩如生,那是文化經典輸出給她的符號。而在她的私人記憶里,美杜莎只是小時候看見媽媽范思哲包包上的logo,當時令她訝異,干嘛用一個兇怪女人的腦袋作標簽?為了畫出她自己的美杜莎,她在網上買來一堆橡膠塑料的盤曲之蛇作為參考,它們的兇殘、斑斕只是虛張聲勢——“我就是要把它們都畫成假蛇,逼真的假?!?/p>
她的工作臺上堆滿這些人造玩具,它們也成為她畫中的原型:原裝的芭比,盜版的芭比,被揪下腦袋的肯,赤身裸體的肯……第一次畫只有腦袋的肯,她把大家嚇了一跳,引發(fā)了包含著“女權”、“女性復仇”、“消費男性”、“女性反向凝視”等熱詞的大討論,但她坦承,自己無非是出于視覺上的動機,把自己的朋友畫成了肯,類似在畫布上過家家。
世界矮了七厘米
孫一鈿對性別議題的興趣一直都在。上大學的時候,她托家鄉(xiāng)的熟人,讓她去婦產醫(yī)院觀摩女人生孩子,那是溫州最大的婦產科醫(yī)院,也是她自己出生的地方。她看見成群結隊的女人在產床上輾轉呻吟,她們面目模糊,一切女性特征都被隱去了,重要的只是身體中段那巨大的隆起和即將撐破的產道,仿佛那就是她們此刻唯一的生物屬性,她們共同的身份和命運。她把這種感受做成了一組作品,起名為《即將到來》。那一年,她22歲。
“即將到來”的也許是新的生命,也許是她即將步入其中的成年生活。但對孫一鈿來說,“即將到來”更像是發(fā)生在自然界中的某個時刻,“在我的家鄉(xiāng),南方有很多雷雨,那種突然降下的大暴雨,天黑壓壓一片,白天好像晚上,雨點巨大,傾盆大雨,然后電閃雷鳴。我小時候有很多這樣的記憶,我站在我家的窗戶下,看著外面的大暴雨,天突然間亮起來,然后才會從遠處傳來一陣雷聲。我的‘即將到來’,就是閃電已經閃了、雷還沒有來的那個時刻。我又緊張又害怕,又期待那個時刻到來。”
她不解釋她的畫面,任由觀者得出他們的解讀,無論是性別議題、流行文化議題、物質議題、消費主義議題……她都安之若素,正如她那幅《瓷母》,信觀音者見到的是觀音、信圣母者見到的是圣母一樣,她相信任何觀看,首先折射的是觀看者的文化記憶和信息儲備,而不是創(chuàng)作者的意圖。
博士論文即將開題,汪民安建議她說,你寫寫消費主義吧,言下之意是跟她畫的議題有關聯(lián),寫起來更容易有心得,她也覺得合理,只是擔心自己邏輯能力不強——寫論文的學術構建跟她駕輕就熟的畫面構圖,完全是兩碼事。汪老師有時也會從“消費”的角度問她:聽說你一幅畫已經賣到百萬級別了?她嚇得只搖手:老師老師,咱千萬別聊這個。
張愛玲說,成名要趁早。孫一鈿舉雙手贊成,但她的理由跟張愛玲并不一樣。她擔心的并不是成功來得太晚,導致滋味不夠甜美,而是她相信,年少成名可以讓人獲得一種可貴的松弛感,可以更加從容舒展地去做藝術。那些被命運折磨得太久、百般掙扎都難以勝出的藝術家,有時不免被成功的渴望和生存壓力扭曲,導致動作變形,做出匪夷所思的選擇。
“我只有第一次展覽賣畫的所得對我是有意義的,因為那意味著我可以自己養(yǎng)活自己,成為一名獨立藝術家。在那之前,我一直都在跟父母打預防針,要他們做好我可能畢業(yè)后沒工作、不得不回家啃老的心理準備,那筆錢給了我極大的自由。來自金錢的快樂就到此為止了。那之后賣出的任何高價,對我來說都只是一個數字而已?!?/p>
她天然地意識到,她這一代的女性藝術家,但凡在事業(yè)上取得一點進步,就必然要替全體女性發(fā)聲?!芭运囆g家加上年少成名,別人很容易就會說:是不是因為你的容貌?是不是你背后有什么人在幫你抬價格?”女性不可能僅憑實力就取得成功嗎?承認女性優(yōu)秀很難嗎?孫一鈿的回擊之道,就是用更全面的自我強大令他們閉嘴,這是從小到大一路當優(yōu)等生建立起來的自信,也是她重返校園讀博的動力之一。
在她工作室墻上釘著的諸多草稿中,有幾幅充滿力量感的高跟鞋小稿,猩紅色高跟鞋的鞋頭并在一起,跟分立兩側的鞋跟拼成一副女性骨盆的形狀。孫一鈿一直記得少女時代讀過的某個臺灣男詩人的詩,寫的是女孩子腳蹬高跟鞋時的感受——“世界矮了七厘米”。
孫一鈿身高1米72,踩上7厘米的人造高跟鞋,比很多男性都高。
在一個矮了七厘米的世界里,她繼續(xù)向前走。
(圖片致謝藝術家、BANK畫廊和施博爾畫廊柏林/巴黎/首爾、余德耀美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