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夏天，上海，凌嵐在新書發(fā)布會上。這是她第一次在國內(nèi)出書，她當時覺得這輩子可能就出版這一本書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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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又能在紐約過得很好？
電話信號總是不太好，凌嵐又重新?lián)苓^去，“您好，請問現(xiàn)在能聽到嗎？”
美國紐約郊區(qū)，6月的晴朗早晨。女兒剛?cè)W校上課，大兒子在芝加哥讀書，丈夫在國內(nèi)工作，整個房子里只有凌嵐，她坐在書桌前，這場線上采訪的信號斷了幾次。一家人在美國生活多年，原已習慣了中美兩頭飛的便捷生活，但新冠疫情開始后，她和國內(nèi)的聯(lián)系又只剩下電話——就像上世紀90年代她剛來美國時的情況。
一代移民作家，是凌嵐在近幾年獲得的新身份。幾年前開始寫作之前，凌嵐一直在美國金融界工作，曾在對沖基金公司任職，擔任公司財務、中后臺市場分析工作。結(jié)婚育子、移民工作，生活一直滾滾朝前。幾年前父親在南京病故，45歲的凌嵐開始寫小說，最初是寄托哀思，后來小說越寫越多，描繪出幾代人在離散飄零中扎根新大陸的過程。
海，是凌嵐小說的中心喻象。凌嵐在2020年出版的小說集《離岸流》和2022年出版的新書《海中白象》都以她三十多年移民生活為基底：有時差的異國婚姻，時常出現(xiàn)的家人重病，偶爾出現(xiàn)槍支毒品造成的意外，還有產(chǎn)生信息差的各國口音交流……在她筆下，無論人們發(fā)生多少意外，生活總有吸收一切的平靜，生活依然覆蓋生活。
“這些故事寫得粹美亮麗,表現(xiàn)了人生的遷異、失落、孤獨和憂憫。它們構(gòu)成了華文文學中一塊絢爛的景地?！泵绹鴩覉D書獎得主哈金如此評價凌嵐的小說，凌嵐和哈金都為《僑報》副刊撰稿，因此相識。對凌嵐來說，她的小說是為華語世界的讀者而寫的。接連兩本小說出版，國內(nèi)讀者的反應讓她感到久違的熱鬧，好像和30年前在北京大學讀中文系的日子續(xù)上了?！昂孟裰斑^的是一種假的生活。”
20世紀90年代初，凌嵐剛從北大中文系畢業(yè)，申請留學讀東亞研究。在家等候時，母親和她聊天，講到一位熟人的故事：熟人全家變賣資產(chǎn)遷到紐約，打工攢錢開了裝修公司，開工半年后，一個員工因失足跌成重傷，賠了10萬美元的醫(yī)藥費。母親神色平靜地說完這個遙遠的故事之后，突然憂心忡忡，問，誰能在紐約過得很好？
“誰能在紐約過得很好？”20歲出頭的凌嵐對未來一無所知，預感自己在美國也可能一事無成，想到自己未來發(fā)生的一切污糟凜冽也將在遙遠的祖國成為家鄉(xiāng)人口中平靜的講述，非常忐忑。
近30年后，50歲出頭的凌嵐把母親當年講給她的這個故事當作原型，寫了一篇小說，叫《海中白象》，也成了她第二本小說集的書名?！耙粋€學中文的人，像自我流放一樣跑到這兒，拳打腳踢地要拼出一條路，做和中文完全沒有關(guān)系的事這么多年。轉(zhuǎn)了這么一大圈，到中年以后用中文寫作?！彼陔娫捓镎f，有種莊生夢蝶的感覺。
何以為家，何為真正的生活，人生半載，繞了漫長的路后，凌嵐又像回到了出發(f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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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凌嵐的自述：
城市化與移民：
離散、無根，永恒的孤獨
這一年，我對南京的思念，突然又回到了上世紀90年代剛到美國時的狀態(tài)。
過去這些年回國的方便，給我一種可以隨時回國的幻覺。好像只需要配好一個箱子，十幾個小時以后，我就又回到了南京，像過去那樣見到親友，但這種便捷是隨時可能被打破的。在疫情中，國與國之間的邊界剛性又開始加強，從原來后現(xiàn)代的、快捷方便的全球性旅行，突然之間又回到20世紀90年代的狀態(tài)。
到美國之后，我在十幾個城市輾轉(zhuǎn)生活過，有時是因為公司變化帶來的短暫搬家，如果算住過半年以上的城市，大概有七八個。這種輾轉(zhuǎn)讓我一直感覺非常波動，我住得最長的就是現(xiàn)在住的以紐約都市為中心的一帶，紐約、康州、新澤西都市圈。我們這兒是一個鎮(zhèn)，人口非常密集，很多樹，高速路兩邊都蓋了獨棟的房子。人和人之間既隔又不隔，大部分房子都沒有圍墻，但鄰居關(guān)系又沒有那么緊密。
2020年夏天，疫情剛開始半年，我的第一本小說《離岸流》出來時，忽然感覺很熱鬧，因為在國內(nèi)有很多書評和讀者評論，也有寫得很認真的批評。我有時收到郵件采訪，每次做采訪，我就很緊張，一題一題答，感覺好像在寫交代一樣，也有些問題比較難回答：“您的小說，幾乎沒有一點人們認為的女作家可能會有的毛病，比如自戀”；你是“人生贏家”，怎么總寫失敗者的故事？
我們90年代出來的這一代留學生也屬于老移民了，新的一批移民和我們不太一樣。其實我在美國扎穩(wěn)腳跟的時間還是挺長的，當我買了房子以后，我和關(guān)系特別好的大學同學打電話，同學那時在加州，說我已經(jīng)實現(xiàn)美國夢了，“美國夢不就是一個工作一個房子嗎？”那時我已經(jīng)結(jié)婚，是我兒子剛剛出生的2001年。到2010年回北京暫住之前，我覺得已經(jīng)比較融入美國的生活，可以說事業(yè)上“功成名就”，或者說對生活的滿意度很高。
但作為移民，我身上很多移民的特質(zhì)還是保留下來了，這并不隨著我有工作、買了房、生活一切落定而變得和其他移民有太多不同。人到了陌生的國家，周圍沒有太多的朋友，想在第二故鄉(xiāng)重新開啟自己的生活，是很難的，這種漂泊感不會隨著具體的物質(zhì)生活變化而消散。
你不覺得，像那種被長時間關(guān)過禁閉的人，或者受過深刻傷害的人，創(chuàng)傷的精神特質(zhì)會保留下來嗎？你不覺得它們會被人一直攜帶進自身的氣質(zhì)當中嗎？
上世紀90年代，那是我在美國最孤獨的時候，當時非常想念南京。當時的孤獨和我那時不能處理生活有關(guān)系，剛出國時對錢沒有什么概念，也不知道怎么管理自己的生活，手忙腳亂，所以一下子就被美國的學業(yè)和生活打懵了。二十多歲時的孤獨往往是漫長的，那么一天一天地籠罩著我。
現(xiàn)在我五十幾歲，我最近感受到的那種非常深刻的孤獨感，是想到父母等上一代人在慢慢離開。這種孤獨感，不像90年代的孤獨感那樣，那么長久地籠罩我，你說是瞬間，它比瞬間長，但說它短，也有幾個小時，它是刻骨銘心的。
因為疫情，我已經(jīng)幾年沒有回去了。媽媽一個人住在南京。我也非常想念南京。最近我和國內(nèi)的朋友打電話，說我很想念媽媽，很想念南京，想回國。朋友說，她也因為疫情兩年多都沒有回家鄉(xiāng)。她說雖然她在北京，我在美國，但其實是一樣的。
有次我看到一句話，全球化讓全球的人都處于一種無根的狀態(tài)，我的感觸特別深。無根的狀態(tài)實際上就是沒有歸屬感，你到一個地方可以非?？旖莸刈∠聛恚@同時意味著你可以非?？旖莸仉x開。生活好像可以這樣不斷地隨時建立、離開，在這種狀態(tài)中實際上是沒有歸屬感的。我見過國內(nèi)新的投資型移民，來了以后立刻在西雅圖等大城市買很貴的房子，過幾年他們又走了。你在一個地方這么待過、離開以后，好像在哪里都定不下來，好像永遠在行走。
有一句講猶太人的話是“永世流浪”，這其實是一種懲罰。人無法在土地生根，一生都在四處漂泊。但是你不覺得后現(xiàn)代社會大家都是這種狀態(tài)嗎？“永世流浪的猶太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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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一個個球向你砸來
最近半年我寫得不是特別多。實際上，我每一篇都寫得不太順暢。初稿就磕磕絆絆，思路也經(jīng)常很凌亂，要到兩三稿以后才會變得順暢。再加上家里的瑣事，寫作很容易被中斷。結(jié)婚后，尤其做了媽媽后，好像周圍所有事都是比寫作更重要的事，都是必須打斷你的事。
現(xiàn)在我們家里是母女兩個人，我女兒讀八年級，我先生在國內(nèi)，我兒子在芝加哥讀書。如果我要寫東西或看資料的話，我就要在上午把它完成，因為下午需要參加一些關(guān)于女兒的活動。但實際上，我和女兒的相處是沒辦法以時間來劃分的，現(xiàn)在女兒處于叛逆期，我們碰到的問題還挺多的。
年輕的時候，我很難體會到生活里還有比自己的事更重要的事。人不到一定年齡，很難想象這樣的具體處境。到了35歲，我才慢慢明白這一點。當有了家庭、兒女，需要照顧年邁的父母時，親情和社會關(guān)系對人的牽制挺多的。
“你只要把書讀好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不用管?！蔽抑耙恢苯邮艿慕逃€挺誤導人的，我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長起來的，那時的社會環(huán)境相對比較簡單，生活基本上就只有幾條路可以往前走。這種規(guī)訓對我影響挺深的。社會、事業(yè)、親情關(guān)系的復雜性，后來我經(jīng)過長久的學習才琢磨出來，現(xiàn)在依然還在學習。
實際上“把書讀好”連生活的1%都不到，在大部分時間，我都在處理各種各樣的關(guān)系，工作中和同事、和公司的關(guān)系，所在的行業(yè)也有起落。因為我很早就離開南京到美國，從來沒人提醒過我關(guān)于生活的復雜。只有各種事情到了面前，我才開始手忙腳亂地去學習和琢磨。以前面對這些事，我是帶著一種處理的態(tài)度，覺得是倒霉、意外，但35歲以后，我才發(fā)現(xiàn)它們就是生活本身。
在我過去的教育里，如果有任何一點可以改變，我希望是在我小時候，有人對我說，生活就是這些源源不斷的問題，這就是生活本身的樣子。
面對人生，我一直屬于沒那么多打算的人，想的都是短短一兩年的事。高考后，一拍腦袋選了中文系。恰好趕上80年代輝煌的尾巴，當時有錢理群老師的現(xiàn)代文學課、黃子平老師的當代文學課，他們的課的筆記我到現(xiàn)在都舍不得扔掉。還有戴錦華老師的電影課，當時播《紅樓夢》時我們就寫影評。我對整個中文系的印象非常美好。
我在中文系主要是寫文學評論。過去中文系對文學創(chuàng)作并不推崇，主要是做文學研究與批評。直到最近幾年，國內(nèi)的中文系才愿意開設創(chuàng)意寫作課程。我原本非常想在國內(nèi)繼續(xù)讀書，當時成績很好，發(fā)表了一些文章。上世紀80年代末北大有個出國潮，當時出國是特別時髦的事，我心里很要強，覺得我也可以，特別想出去看看。
腦子一熱，但當我真正到了美國，一下子就給打懵了。我首先讀了東亞系碩士，論文規(guī)范完全不一樣，幾乎和重新學一門語言一樣。我很多東西都不會，沒到銀行開過戶頭，美國有個像身份證的東西叫社會安全號，我辦的時候隨便填了一個英文名字，Sheryl Sandberg，這個名字和我沒有一點關(guān)系，我從來沒有用過，這個小錯誤到現(xiàn)在都不可收場。
碩士畢業(yè)之后，我也不想在美國高校繼續(xù)走學術(shù)的路，因為當時掙錢的需求非常大。我是借了親戚的錢出來讀書，得還，現(xiàn)在看是幾乎小得不能再小的數(shù)目，但當時覺得是天價。工作和掙錢對我來說是特別大的事情，我就選了學費最便宜的商學院去讀。商學院是一個了解和進入美國社會非常好的切入點，可以了解稅法，可以了解股市和市場運作。比起學術(shù)，商學院是另外一扇門，走進這扇門，我的人生路徑就開始變化了。
生活進度一直很快，在我從商學院畢業(yè)之后，掙錢和找工作的壓力特別大。畢業(yè)、工作、結(jié)婚、生孩子、生第二個孩子。我之前的生活是非常按部就班的。我在好孩子、好妻子、好母親、好職員這樣的社會角色中無縫銜接著，它們對我來說好像是一種人生任務。好像這些事情這些球一直接連不斷地朝你砸過來，你必須順利地不被這些球砸倒，并接住這些球繼續(xù)傳下去。
你對我作品的評語是我第一次聽到，“人們無論發(fā)生什么，生活有吞下一切的平靜，生活會繼續(xù)覆蓋生活。”我覺得這種人生的韌性和作者是女性有關(guān)系，這是我的解釋。很多女性都像是社會和家庭的組織者和運營者，有韌性，也經(jīng)得起折騰。說到底，就像是大地之母一樣的角色，地母在承接并支撐著一個爛攤子，包括自己內(nèi)心的爛攤子。
1996年美國獨立日，美國華盛頓，凌嵐在讀商學院，也在這個夏天，她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qū)開始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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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覺得中老年對女人是一種解放嗎”
2015年，我開始寫小說，是因為我父親的去世。人生的至暗時刻，好像可以通過這種勞動或“理療”來舒緩一些什么。那年也是我真正開始大量寫東西的時候。朋友建議我從微信公眾號開始寫，公號的每日推送很重要。那個時候，我真正走回自己的書桌，從短的小說開始寫起，然后開始寫長一點的小說。
我寫小說總是在不停地加加減減。對我來說，寫作沒有那么多激動人心的時候，反復修改是非常繁瑣和需要投入時間的。小說挺難寫的，我經(jīng)常覺得自己寫得不好。朋友提醒我成為大作家的第一條件是要相信自己。在播客“隨機波動”里，幾位主播多次講到女性的自我約束和貶低，從最底層的工作一直到掙幾百萬的電影明星，大家都在用同一個思路貶低自己，充滿自我懷疑。
我一直聽中文播客，很多節(jié)目都熱烈擁抱現(xiàn)實，非常有活力，有一種非常生猛和新鮮的語言。國內(nèi)經(jīng)常出現(xiàn)很多新流行詞，我也跟著重新學中文。每一個詞，我像撿起一個小寶石一樣摩挲和打量。因為大學時我寫詩，所以對文字比較在意。
等到這個年紀再開始寫作，對我影響挺大的，因為寫作是一種不斷發(fā)掘自己的過程，讓我看清自己和很多事情。而且，當我到50歲時，我發(fā)現(xiàn)周圍人的語言開始退化，中文和英文詞匯都變得非常少，如果我不寫作，我也會明顯感覺到自己的這種退化，思維也會遲鈍。可能到60歲以后又會好一些，但是四五十歲時這種現(xiàn)象特別明顯。
這種顛覆性的視角和解放感，我是到四十多歲才慢慢擁有。那一套關(guān)于成功的標準依然存在，但沒有那么牢靠了。人到中年，我好像站到一個點上，看透自己的社會性和社會對女性的要求，比如說結(jié)婚生子、賢妻良母、事業(yè)有成等等，但我之前一直把它們作為天然的美德和人生價值來要求自己。這些真理都在局部里成立，但人是自由的。我意識到這個后，覺得獲得了一種自由感，而且會不停地回頭看過去的自己。
凌嵐回故鄉(xiāng)南京母校
在2010年，因為丈夫的工作，我們一家人回國了幾年，我當時原本還要考金融投資執(zhí)照。但我一回到北京，見到同學朋友們，好像和90年代以前的生活全都續(xù)上了。該怎么講？好像過去20年的那個自己是假的，現(xiàn)在我又變成真的自己了。莊生夢蝶，到底是莊生還是蝴蝶？家庭身份和社會身份之下，人到底是什么？
那次回國之后，我開始寫財經(jīng)專欄和一些隨筆。但這么長時間我一直沒寫小說，也和我對生活的多元性理解有關(guān)。我的腦子里其實有好多的套路，對寫作是一種工具性的理解。因為我一直自我灌輸?shù)氖俏冶仨毠ぷ髋?。但現(xiàn)在我坐在家里，不像原來追求事業(yè)那樣去拼命工作。我好好寫自己想寫的事情，還是可以活下去的。世界這么多元，我走到另外一元，天也不會塌下來。
A path not taken（未選擇的路），是讓我很痛心的一句話，我一直想如果我當時不到美國來，我在中文系繼續(xù)讀書、做學術(shù)，在學校教書或從事文字工作也許就好了。一個學中文的人，像自我流放一樣跑到這兒，拳打腳踢地要拼出一條路，做和中文完全沒有關(guān)系的事情這么多年?，F(xiàn)在轉(zhuǎn)了這么一大圈，到中年以后，又開始用中文寫作。
我覺得我和已經(jīng)去世的英國作家佩內(nèi)洛普·菲茨杰拉德其實蠻像的，盡管我沒有做到她那么大的文學成就。菲茨杰拉德從牛津大學畢業(yè)后也是一直在工作，是妻子和職員。直到她父親去世后，55歲的她才開始寫自己的第一本書，她到55歲才有一張平靜的書桌。在丈夫病重時，她為了讓丈夫高興，寫了小說《金孩》（the golden child），之后還在繼續(xù)寫作。
你不覺得中老年對女人是一種解放嗎，你不覺得這對女人是一種自由嗎？總算不需要跟在什么人的屁股后面，不用跟在小孩的屁股后面，不用跟在丈夫的屁股后面，這對女性來說是只有到中老年才有的一種自由——回到我的書桌。
（感謝播客“隨機波動”對采訪提供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