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穿越在黑暗歷史隧道里的日本（1912-1945）
——對話馬國川
?
本刊記者? 徐琳玲? 發(fā)自上海? 編輯?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
2016年，馬國川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資助，獲得了一個在慶應義塾大學為期四個月的訪學機會。在慶應校園里，他“邂逅”了該大學的創(chuàng)始人、出現在萬元日幣鈔票上的歷史人物——引領明治時代思想的啟蒙者福澤諭吉。
?
受問題意識的強烈驅動，這位常年專注于現代化問題的資深媒體人開始大量研讀書籍、游歷“歷史現場”，想在這個東亞鄰國的近現代行進軌跡中尋找到某種有針對性的答案。
?
2020年，馬國川完成《國家的岐路》一書。這也是他的“日本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該書聚焦于自1912年明治天皇駕崩到1945年日本戰(zhàn)敗這一段歲月，描繪了日本政界、軍界、思想界、新聞界、極右翼分子的眾生相，試圖去解答一個困擾中日兩國知識精英們長達數十年的問題——一個曾經充滿希望的亞洲新興國家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自我毀滅的？
?
眼下，世界經濟已顯露出深度衰退的跡象，各國間貿易摩擦加劇，地緣政治矛盾升級。全球疫情帶來的破壞力，影響直追引發(fā)世界重大政治經濟危機的1929年全球大蕭條。在這一背景下，本刊記者電話采訪了馬國川。
?
他認為：日本在近現代轉型中走過的歧途、彎路，對今日中國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今天，我們中國仍處于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的延長線上?！?/p>
?
?
?
一段幽暗的歷史隧道
?
人物周刊： 從你梳理的《國家的歧路》看，從1912年明治天皇駕崩到1945年日本戰(zhàn)敗這三十來年，從日本的政界、軍界、思想界到新聞界，其實都不乏頭腦清醒、甚至身處高位的有識之士，他們深知日本沒有能力發(fā)動世界大戰(zhàn)，憂慮日本在走向危險的深淵。但是，為何日本仍然走向了一條自我毀滅的不歸之路？
?
馬國川： 事實上，這些人在那個時代絕對是少數。他們的聲音非常微弱，是黑暗時代里一些微弱的光。在這些光的背后，是無盡的黑暗。這是一段歷史的隧道，而且越走越深，光越來越微乎其微，稍微有一點點風就把它們都吹滅了。為什么這些微弱的光不能成為熊熊大火，成為引導國家走向光明、照亮黑暗的一個火炬？為什么這個國家仍然走向了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
我想說明一點：日本從1912到1935年走過的道路，不是一條直線，也不是像拋物線那樣，到達頂點之后就一路向下。它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反復的過程。甲午戰(zhàn)爭之后，狂熱的民族主義、軍國主義開始在日本興起，特別是在十年后的日俄戰(zhàn)爭中——一個東方的、落后的、亞洲黃面孔的國家，戰(zhàn)勝了一個強大的白種人國家，在當時確實是震驚世界的，也震驚了當時的中國人，對中國知識界也是一個巨大的刺激。所以，當時這么多中國人，從精英的知識階層一直到社會中下層，都愿意向日本學習、以日為師。
?
但是，對日本來說，戰(zhàn)爭勝利的作用是兩面的：一方面它由此地位提升到當時的世界列強之列，完成了“明治夢”，完成了“與萬國并峙”的強國夢想；另一方面它開始走向了一條自以為正確的道路——只有通過強權、通過武力崛起才能實現這個國家的夢想，這就給后來留下了巨大的歷史陰影。到明治后期，狂熱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開始興起了。這預示著國家的未來很危險，因為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的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一旦疊加在一起，最后往往走向法西斯主義。
?
到明治天皇去世，隨著明治元老這一代政治強人退出舞臺，大正時期的日本實際上出現了一種新氣象，譬如出現了以吉野作造等為代表的一批清醒的知識精英和政治家，他們推動社會進步，創(chuàng)造了“大正民主時期”。在這十幾年間，日本國內的民主政治開始發(fā)育，形成了議會政治、政黨政治，原敬首相是第一個出身平民、非藩閥的政治家，到1926年又頒布了普選法，有選舉權的人口比例從1%提高到20%以上。
?
在國際上，日本也開始努力地以一個負責任國家的形象出現在國際舞臺上，最典型的就是加入了國際聯盟，成為四大常任理事國之一。這不僅僅是日本的榮光，也是整個亞洲的榮光——一個東亞國家居然能夠躋身到“國聯”這樣一個當時最好的國際平臺上去。而且，日本的確在國聯發(fā)揮了非常好的作用，貢獻了一批外交家，他們對解決國際爭端有很大功勞。比如日本參加了華盛頓會議、簽訂《華盛頓條約》，使之成為囊括整個太平洋的和平體系。我特別要強調一點：中國“五四”運動爆發(fā)的導火索，是因為巴黎和會沒有解決日本牟取德國在山東、在青島的特權問題，可僅僅兩三年后，到1922年日本就和平地把青島還給中國，就是因為它簽訂了《華盛頓條約》。
?
所以說，日本不是一直以一種蠻橫方式發(fā)展著，而是一度遵守當時的國際規(guī)則和條約約定的。如果這樣一種努力能夠長期持續(xù)，沒有走向戰(zhàn)爭，那么我覺得日本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非常成功的現代化國家，順利地完成現代轉型。
?
但很遺憾，一方面是日本國內還有很多問題沒得到解決，另一方面在國際上遇到了1929年的大蕭條，兩方面因素推動日本走向了一條真正的不歸路。從大蕭條開始，更準確地說是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通向歧路的第一張骨牌倒掉，然后是1937年的七七事變，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一直到1945年戰(zhàn)敗。在15年里，日本不斷地走向災難。
?
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日本自身的問題。從明治后期已經開始出現狂熱的、極端的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民粹主義，不僅僅在底層、在草根中間，也在社會的中高層，像“日本法西斯主義教主”北一輝，他的思想受到當時個別中下層軍官的狂熱崇拜。在大正時期，這些思想一開始是邊緣化的。但這個時候政治改革不徹底，民主政治的不完善引起民眾的強烈不滿，覺得這套民主政治和原來的藩閥政治沒有什么區(qū)別。
?
另外，從明治后期一直到大正時期，是日本社會急劇變化的一個時代，但國家的根本大法沒有根據時代變化及時調整。譬如，按照《明治憲法》，日本的軍部直接聽命于天皇，政府沒有權力干涉軍隊。這就埋下了一個巨大的不穩(wěn)定因素，一旦出現國內外動蕩，它就凸顯出來，成為天大的問題，尤其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時候。
?
總之，在明治、大正時期，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使得那些極端思想不但沒有被局限在應該局限的范圍里，反而不斷地擴大地盤。它們就像魯迅說的“地火”一樣，巖漿在地下翻滾著，隨時都在尋找突破口，到大蕭條一來，這個問題馬上就噴發(fā)出來。幾年時間里，極端思想很快地綁架了這個國家。這是非常慘痛的歷史教訓。
?
?
?
人物周刊： ?這些狹隘的、狂熱的民族主義，是如何成為連日本的政治、思想精英們都無力掌控的壓倒性社會意識的？
?
馬國川：?這是一步一步發(fā)展起來的。大部分人都會有一種自發(fā)的、樸素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感，尤其是對一個后發(fā)國家來說。因為當初不是很情愿地打開國門，當面對一個完全異質的文明時，自然被激發(fā)出民族主義情緒。這都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不能去煽動它，不能想著以政治的方式去操控它。它就像我們小時候讀的童話《漁夫和魔鬼》，一旦打開瓶子，魔鬼跑出來之后，就再也沒法把它收回去了。狹隘的、狂熱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就是這樣的魔鬼，它易放難收，一旦打開，它們就從邊緣成為主流。當社會大危機來臨時，它們就在一夜之間凸顯，最后把所有人吞噬掉。
?
我們知道，始于1929年的這場經濟大蕭條對世界沖擊之大，遠遠超出后來人類所遭遇的（除二戰(zhàn)之外的沖擊），可能只有今天的新冠全球大流行可與之相比。當時世界各國都在思考下一步到底該怎么走，實際上存在三個方案：美國的方案是“羅斯福新政”；第二個是蘇聯的方案；第三個方案就是德國、意大利選擇的法西斯主義。
?
其實，北一輝提出的方案就是日本本土化的法西斯主義。在大蕭條沖擊下，外來的思想和本土狂熱的、極端的意識結合在一起，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它從1931、1932年起迅速膨脹，又因為缺乏制衡力量，它越來越龐大，成為一股吞噬性、壓倒性的力量。
?
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之前，當時有一個官員邀請一個媒體記者吃飯，他中途問記者：假如我們和中國打仗，你覺得會怎么樣？你覺得老百姓會不會支持？記者說怎么可能，他們當然不會支持，因為支持打仗就是讓自己的孩子去送死，對不對？但是，很快戰(zhàn)爭就爆發(fā)了，然后這位記者發(fā)現：日本上下舉國狂歡，老百姓都歡呼雀躍，覺得日本人從此占領“滿洲”，土地增大了、財富增多了，生活都好起來，國家也更有希望了。街上不斷地有各種各樣的慶祝游行，飯店里還有專門的“勝利菜單”。
?
這對當時日本的知識人觸動非常大。他們原來自認為是在為民眾代言、引導著民眾走向光明，結果發(fā)現自己成了孤獨的個體，有可能隨時被民眾、被歷史拋棄。他們對自己原有的價值觀產生了懷疑和動搖，一些人開始主動投降，選擇和軍國主義、法西斯同流合污。他們是發(fā)自內心地匍匐在強權、法西斯主義的腳下。這是最大的悲劇。狂熱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一旦成為主流，綁架整個國家之后，就具有了摧毀性力量，幾乎很少有人還能夠站在那里獨自面對。
?
?
?
人物周刊： ?當時日本對外也曾有兩條不同的路線：一種是好戰(zhàn)的，主張建立一種由日本主導的國際新格局。還有一種相對溫和、克制，強調遵守新形成的國際規(guī)則，和英美協調合作。但是，走溫和路線的外交官們被好戰(zhàn)派全面壓倒，遭到暗殺和死亡威脅。
?
馬國川：?這個太典型了。你說到的溫和路線，日語里稱作“協調外交”，當時被那些右翼極端勢力攻擊成“軟弱外交”。其實他們不知道，妥協就是外交的代名詞。談判桌上是不能強買強賣的，大家坐到一起討價還價，最終達成一個各方都能接受、認可的結果。這就是外交的真義。我還特別想說一句：從歷史來看，戰(zhàn)爭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只會引發(fā)更多問題?！耙粦?zhàn)”搞得世界一地雞毛，只有通過巴黎和會才奠定了一個新的國際秩序，整個世界才穩(wěn)定下來；華盛頓會議則是巴黎和會的繼續(xù)。所以，“協調外交”才是外交的根本對策之一。那種強硬外交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能逞一時之快。
?
1931年，日本因為對中國發(fā)動“九一八”事變，招致國際輿論的壓力，李頓調查團向國聯提交了“滿洲問題”的調查報告。當時，日本外交官松岡洋右?guī)F到日內瓦出席國聯會議，就是寸步不讓，后來又“憤而離席”，然后直接宣布日本退出國聯。從此，日本成為世界的“棄兒”，亞洲的孤兒。松岡想等到國內輿論平息以后悄悄回來，可是當他乘坐的輪船到達橫濱港口時，發(fā)現碼頭上密密麻麻都是來歡迎他的人。他當時懵了，自問是不是大家腦子有病。就連這樣一個搞好戰(zhàn)式外交的人，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對，可是當時狂熱的、極端的民族主義已被煽動起來。這些好戰(zhàn)的外交官背后也有民意的支持，到后來，他們自己也沒有多少退路了。后來搞德日意軸心同盟，松岡起了非常壞的作用。
?
這些都是慘痛的歷史教訓。到現在，還有人為日本辯解，說日本當時身處一個叢林世界，別無選擇，這就是在為日本搞法西斯主義找借口。我想說一句話，我們必須承認國際關系中確實有強權、有不講理的東西存在，但也必須承認在強權之上是有公理存在的。從18世紀以來，尤其是19世紀以來，公理的成分是越來越大。如果你否定公理的存在，認為世界只是一個叢林，那你和這個世界到底如何相處？這就涉及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你怎么看待這世界，然后你怎么選擇。日本不是外在于這個世界的，你本身就是塑造世界的一個力量。
?
如果日本自1930年代始一直是世界上一個正面的、講公理的力量，那么，即使希特勒在整個歐洲挑起戰(zhàn)爭，可能亞洲也是風平浪靜的。但歷史恰恰相反，日本成了亞洲戰(zhàn)爭的策源地，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悲劇。
?
?
?
人物周刊： ?近代以來，日本對中國而言一直有著特殊意義，先是學習、效仿的對象，然后是暴虐的侵略者和施害人。它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走過的每一步，都在牽動、影響著中國。如果以鄰為鑒的話，日本從“后明治維新”到1945年戰(zhàn)敗，有哪些重要的經驗和教訓是值得我們?yōu)橹训模?/p>
?
馬國川：?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覺得日本這段歷史對中國最大的啟示就是：作為一個后發(fā)的追趕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特別要警惕民族主義，要防止民族主義走向極端化。日本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后發(fā)國家，因為各種原因導致極端民族主義的產生，它帶來的問題比其他國家要更為強烈，因為不加遏制、任其發(fā)展，甚至將其作為一種政治力量來操縱，最后它像瓶子里的魔鬼，一旦放出來就不可收拾。
?
其次，在后發(fā)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各種改革需要制度保障跟上，這非常重要。我們談到極端思想可能是很難消除的，但是如果在一個良好的制度框架下，那么它們就不會成為主流，更不會成為一個裹挾性的、主導性的力量。這樣，國家就能夠不斷地通過改良走向現代化、走向文明。如果制度沒跟上，那么在內外力量的推動下，尤其是外來沖擊的影響下，很可能原有的一些制度建設會被迅速沖垮，讓那些極端勢力和思想成為社會主流。這太可怕了！
?
論到轉型期的知識人、精英階層，我覺得他們一要有見識，要知道其他國家昨日今天的道路是怎么走過來的。二是得有擔當：面對那些不斷滋生、膨脹的極端思想，你能不能保持一種克制、冷靜，能不能堅持自己的理想和底線。當大潮來襲時，每個人都是脆弱的，但是如果有成百上千、上萬個人形成堤壩去抵擋的話，我相信潮流是有可能被壓制、侵害是有可能降低到最小程度的。至少，整一代人不會在歷史上留下一個非常負面的、丑惡的形象。
?
當極端勢力和思想膨脹時，如果有理性并且有戰(zhàn)斗性的人越來越多，我相信也會扭轉大勢。所謂的大勢，它不是一種不可測的神秘主義力量。在那個歷史階段，如果日本社會中那些社會精英、知識階層、掌握著話語權的群體能保持一種冷靜、克制和引領作用，那么日本的局面本來可以大大不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