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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0日晚10點，法語翻譯家、上海師范大學教授鄭克魯在醫(yī)院去世，享年81歲。他“憑一己之力，把半個法蘭西文學搬到了中國”，并將“文學即人學”的學術(shù)思想發(fā)揚光大。無論在翻譯、研究還是為人上，鄭克魯都堅持說真話。他的離去，可用其譯介的法國詩人高乃依《墓志銘》中的一句來形容：“純潔的身軀、純潔的灰躺在此，但心靈的熱情長存于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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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撰稿 陳竹沁 發(fā)自上海 編輯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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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克魯 （193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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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翻譯家、文論家、文學史家及教材編寫專家于一身，師承李健吾，夫人為翻譯家朱雯之女、英語翻譯家朱碧恒。曾祖父為晚清改良派思想家、《盛世危言》 作者鄭觀應。曾獲法國國家一級教育勛章“金棕櫚勛章”、第四屆傅雷翻譯出版獎。譯作包括：《悲慘世界》 《巴黎圣母院》 等雨果小說全集，《歐也妮·葛朗臺》 《高老頭》 等巴爾扎克長篇及中短篇小說選，《茶花女》 《紅與黑》 等經(jīng)典名著，薩特的《死無葬身之地》 和加繆的 《局外人》 等存在主義力作，《海底兩萬里》 《八十天環(huán)游地球》 《小王子》 等科幻和兒童文學暢銷書，還有跨越中世紀到現(xiàn)代的 《法國詩歌選》，總計1700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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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河沙數(shù)?！痘壬蕉鞒鹩洝沸蜓缘牡谝痪湓?，鄭克魯摒棄了“汗牛充棟”“多如牛毛”這些常見成語，獨獨選用這個有宗教意味的詞匯，來說明世界文學史中通俗小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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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生涯一甲子，鄭克魯翻譯了1700萬字，超過傅雷、許淵沖、郝運三位著名法語翻譯家譯作字數(shù)總和，被譽為“憑一己之力，把半個法蘭西文學搬到了中國”。與此同時，他還著述和編著2000萬字，留下從作家研究（普魯斯特）到法國文學通史的8卷著作，一本《外國文學史》教材，更影響了幾代學子，將“文學即人學”的學術(shù)思想發(fā)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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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65歲時接手“女權(quán)主義圣經(jīng)”《第二性》的法語全譯本，更為他贏得2012年傅雷翻譯出版獎。晚年的他筆耕不輟，由經(jīng)典文學作品轉(zhuǎn)向挑戰(zhàn)難度更高的學術(shù)著作翻譯，始終保持著每日2000字的高產(chǎn)，曾自嘲“只不過就是沒事干，用翻譯來充斥時間的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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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翻譯學奠基人之一、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謝天振（比鄭克魯小5歲，2020年4月去世）曾忍不住驚嘆，鄭教授是“超人學者”和“超人翻譯家”！但事實上，他更像是與時間賽跑的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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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翻譯是一種“愛的勞作”，是余生唯一的興趣，也是靈魂的終極歸屬，“人總是要死的，但我想留下一些東西?！鄙敖邮苊襟w采訪時，他總是這樣淡淡地說，在世上留下什么，就是人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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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衣主教”與《第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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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翻譯家鄭克魯來說，十萬字譯文里總要塞兩個不大常見的詞，有意讓讀者翻翻字典。于是《巴黎圣母院》里的路易十一不是“病得快死了”，而是“病勢尪羸”。但鄭克魯同樣重視原文的意譯，《巴黎圣母院》里的“Bienvenu”（音：卞福汝）主教就罕見地采取了意譯人名，成了“福來主教”，以體現(xiàn)雨果取名的特殊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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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這位法語翻譯界的“紅衣主教”走了。這是鄭克魯?shù)奈⑿琶耐兄麑Ψ▏膶W的一生摯愛，也是人們記憶中一道永恒的風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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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冬來，他的紅T恤換成了紅羊毛衫，襯得一頭銀發(fā)仍顯得活力四射。夫人朱碧恒形容他是“熱水壺”性格，外冷內(nèi)熱。用謝天振的話說，“仿佛一團熊熊燃燒的火，讓人聯(lián)想到他一直以來對研究和譯介法國文學的滿腔熱情、充沛精力和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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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居江妙春向《南方人物周刊》回憶，在小區(qū)里看到鄭教授進進出出，總是一手牽著夫人，一手提著拉桿箱，里面裝滿了翻譯資料。退休后，這對譯界伉儷仍然日復一日，不分周末，并肩前往上海師范大學的辦公室工作，三餐均在學校食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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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妙春與鄭克魯結(jié)成忘年交，緣起于《第二性》全譯本出版。2013年春節(jié)，江妙春在樓道里認出這位翻譯家，慕名找他簽字，沒想到《第二性》在書店脫銷，分兩次才湊齊上下冊。近年來性別成為社會熱議話題，《第二性》熱度不減，常被援引。鄭克魯在選擇翻譯作品和和參考評價時，一向重視讀者反饋，這一市場反響也足以佐證其判斷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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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繆伶超是《第二性》的責任編輯，她告訴《南方人物周刊》，作為法國著名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代表論著，《第二性》篇幅很長，而且涉及生物學、心理學、歷史、存在主義哲學、唯物主義哲學等多門學科，翻譯難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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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國內(nèi)只有一個根據(jù)英文譯本轉(zhuǎn)譯的中譯本，該英文譯者自行刪去15%的內(nèi)容，且有多處錯譯，不盡如人意。上海譯文買下法語原著版權(quán)后，邀請鄭克魯翻譯，他以“如履薄冰”的心態(tài)，用了整整兩年才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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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伶超舉了兩個細節(jié)處理的例子。比如，對féminisme的譯法，鄭克魯根據(jù)女權(quán)運動的階段做了精確的區(qū)分：上世紀中葉歐美國家女性爭取投票選舉、同工同酬等權(quán)益，這一時期翻譯成“女權(quán)主義”比較合適，而后期女性要在意識上擺脫“后天形成”的束縛，扭轉(zhuǎn)社會的偏見，所以用“女性主義”更為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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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于慣常使用的“波伏娃”這個名字，鄭克魯特地改為“波伏瓦”，因為de Beauvoir是父姓，選詞不應帶有強烈的女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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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每次繆伶超問鄭老師最近在忙什么，他總是很興奮地說“在翻譯某某書！這本書價值很高啊”，“他對翻譯的熱情有目共睹，看到一本好書，總是第一時間想到要翻譯出來能給更多人讀，他對翻譯的兢兢業(yè)業(yè)、這種幾十年如一日的執(zhí)著和堅持尤其令人由衷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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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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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讀者挑剔譯本，對充滿理論詞匯的“學術(shù)腔”不買賬。作為傅雷翻譯出版獎評委，法語文學翻譯家余中先高度肯定了鄭克魯?shù)闹刈g，“若要弄懂波伏瓦的思想高度和語言深度，除了鄭譯本，沒有其他的選擇。”余中先的博士論文研究了作品中談及的克洛岱爾，他核對過鄭先生的翻譯，認為十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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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門弟子”、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朱振武評價，鄭克魯?shù)姆g風格樸實無華，講究忠實原文的句式句法特征，挖掘字里行間的深意，鄭譯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藝術(shù)效果。雖然集翻譯、研究、教學三位一體的大成，“他從不故弄玄虛，從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從不擺弄新詞套話，從不堆砌批評術(shù)語，從不膜拜西方的所謂理論，從不嚇唬青年學者或普通讀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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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伶超對鄭克魯?shù)闹毖圆恢M印象頗深，“他看到別人的翻譯里有錯誤，哪怕對方是前輩或功成名就的翻譯大家，他也會毫不留情地指出，他認為翻譯上的探討是純粹的，是就事論事的，不應該因為人情就扭曲事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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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出版社想讓鄭克魯重譯《約翰·克里斯朵夫》，他拒絕了，一來他認為《約翰·克里斯朵夫》在法國算不上一流作品，二來傅雷先生原來的譯本“也還可以”?！爸刈g，我的標準是要超過前人，不然沒有意義?！苯邮苊襟w采訪時，鄭克魯就曾直言，不少經(jīng)典作品需要重譯，但“即使是重譯本，有的譯者是‘拆爛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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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天振曾撰文回憶，前幾年，有位文化官員讀到其紀念傅雷的文章，竟勃然大怒，致電編輯部興師問罪。鄭克魯獲悉此事，立馬發(fā)來微信語音力挺，直言“莫名其妙，怕真話的人很可悲！”盡管只是只言片語，但謝天振分明感覺到鄭先生溫和寬厚的外表下流淌的老一輩知識分子的血液和凜然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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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克魯對年輕人始終很和藹，交流專業(yè)問題時尤為耐心?？娏娉f，“他愿意和我們講平時翻譯中的細節(jié)，遇到某個詞，以前大多是怎么翻的，最近發(fā)現(xiàn)在某個語境下似乎有新的翻法更好，年輕編輯從他身上學到很多，無論是專業(yè)上還是敬業(yè)態(tài)度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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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克魯曾回憶，上世紀90年代初，先鋒派作家馬原對他說，“傅雷的文字比較老?！薄拔耶敃r說，‘老嗎？還不覺得傅雷的文字老。’他們年輕的作家比較敏感，如果年輕人說文字老了，可能就過時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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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克魯最早研究巴爾扎克，后來接受了卞之琳先生的建議，“年輕人也要搞一點當代文學。” “文革”結(jié)束后，他與袁可嘉和董衡巽合編的4卷8冊《外國現(xiàn)代派作品選》出版，其中他翻譯了6篇，包括薩特的戲劇《死無葬身之地》、小說《一個廠主的早年生活》，加繆的小說《沉默的人》等。這套叢書是國內(nèi)第一次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代表作品進行大規(guī)模翻譯，在80年代產(chǎn)生巨大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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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克魯留下的另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是由他主編的《外國文學史》，至今仍是中國高校學習外國文學的權(quán)威教材。它突破了以往外國文學教學和研究中的禁區(qū)，給予20世紀現(xiàn)代派文學應有的地位，被視為“反映了編寫者的見解和學術(shù)勇氣”。鄭克魯曾坦然承認，當時考慮亞非文學的重要性無法與西方文學比肩，理應只占五分之一左右，此外前蘇聯(lián)文學地位也并沒有那么高，因此只選高爾基和肖洛霍夫作為重點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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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這本教材編寫的浙江工商大學教授蔣承勇評價，鄭先生主編這部作品，率先重拾“人學”議題，重新探討了文學應該研究什么，應該如何研究，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學研究擺脫了非文學因素，也對后世中國的文學研究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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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中先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也談到，自己曾幾次從鄭克魯編寫的文學史著作中，查閱某些比較冷門的短篇小說，都能讀到清晰的作品概要、情節(jié)以及對風格主題的分析，感到心服口服，“有些作者在編寫文學史時，不一定會去通讀原文。鄭老不是，文獻中提到的詩歌、戲劇、小說，他一定讀過原著，這個內(nèi)行人一眼就能看出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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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帽”文學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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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內(nèi)外國文學研究的第二代學人，鄭克魯師承李健吾先生，他曾說，“從扎扎實實的材料中求取真知，并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見”，是他從李先生這里獲得的最大財富。因此他在學術(shù)研究中特別注重搜集法文材料，看法國人如何評價作品，進一步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觀。而他撰寫的譯本序言，也因豐富全面的背景介紹以及獨到的藝術(shù)價值分析被傳為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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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克魯對法國文學史的研究從詩歌史起步。上世紀80年代去法國進修時，他留意收集了許多詩歌，第一本法國詩歌選集以《失戀者之歌》命名。他不僅推崇失戀詩的抒情藝術(shù)價值，還特別關(guān)注到詩人的母子關(guān)系，自謙于“一得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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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莫泊桑中短篇小說的譯介，他特意選出“怪誕（驚悚）篇”，以《奧爾拉》為代表。這也是參考法國人的觀點，這部分在中國讀書界一直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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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寫法國文學史的階段，鄭克魯補充了此前缺少研究的18世紀啟蒙文學，加深了對對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的研究。晚年，他繼《第二性》之后又啃下皮埃爾·勒帕普的學術(shù)著作《愛情小說史》，并以伏爾泰的三本重要歷史著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查理十二》收筆，完成了學術(shù)和翻譯的回環(h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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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鄭克魯也樂于“拆伏爾泰的臺”。根據(jù)他掌握的法國專家的考據(jù)，伏爾泰曾談及路易十四贈予拉斐爾很多貴重的禮物，但事實是：拉斐爾沒去過法國。鄭克魯覺得有趣，更重要的是他認為應該對讀者負責，還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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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記者問他，當年為什么喜歡看法國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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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大方方地說，“年輕人都喜歡法國小說，因為寫的都是偷情、美女之類的故事。”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說：“在德國小說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國小說中是丈夫得到了綠帽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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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帽文學”當然是戲稱。鄭克魯說，“法國文學從來不脫離政治，而且能充分反映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社會狀況，人物形象突出，藝術(shù)技巧發(fā)展充分”，正是因為這樣的魅力，法國文學才吸引著他一直翻譯下去，直到生命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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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妙春深感難忘的是2018年4月7日，46卷本的《鄭克魯文集》發(fā)布會暨鄭克魯學術(shù)與翻譯思想研討會在上師大召開。江妙春意外自己受邀，“忝列”170余位教授專家之間，鄭教授夫婦還特別安排他上臺，敬贈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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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鄭克魯落款時未留意，將“文集”誤寫為“全集”，很快江妙春就接到朱碧恒代發(fā)的請求修正的微信，“寫全集就是壽命到了蓋棺定論咯，鄭教授看到落款瑕疵，覺得不能混為一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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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妙春注意到，在研討會上，聽著全場的贊美，鄭克魯絲毫沒有喜形于色。他在最后發(fā)言時說，“這些話都說早了，不靠譜，應該等我死后再說，好不好交給讀者和歷史來評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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